1946年，谢汉光与曾秀萍新婚九天。他红着眼眶告别妻子，独自去了台湾。没人想到，这一别就是42年。 1988年冬天，广东丰顺县五经富镇村口。 一位白发老人攥着褪色证件，在一栋老房前来回走。近一个小时，他没敢敲门。 证件上“叶依奎”三个字被摸得发亮，老人嘴里反复念：“秀萍，秀萍……” 屋内传来脚步声，木门吱呀开了。一位鬓角染霜的老妇探出头，看清来人，身体猛地一颤。 她用干枯的手捂住嘴，声音发颤：“你、你是汉光？” 老人眼眶瞬间红了，哽咽着说：“是我，秀萍，我回来了。” 这声“回来”，迟到了整整四十二年。 时间回到1946年。29岁的谢汉光刚和22岁的曾秀萍办完婚礼。 窗台上红烛的余温还在，他就接到中共华南分局的秘密指令——去台湾潜伏。谢汉光毕业于国立广西大学森林专业，曾掩护进步人士，是组织信任的人。 “台湾刚光复，地下组织缺人手。你懂林业，能进官方机构，再合适不过。”上级的命令很坚决。 谢汉光看着床头的“囍”字，心里一阵紧。 他没跟妻子说实话，编了个借口：“台湾林业试验所缺所长，待遇比这边好十倍。我去干几年，攒够钱就回来接你。” 曾秀萍是读过书的女学生，看出丈夫眼神躲闪，没追问。她默默收拾行李，把不舍藏在心里。 临行前一晚，谢汉光抱着妻子：“秀萍，要是我太久没回来，你就忘了我，找户好人家……” 话没说完就被曾秀萍打断。她把脸埋在他怀里：“这辈子我就认你这个丈夫，我等你，多久都等。” 第二天清晨，谢汉光经香港去台湾。船开时，他没回头，怕看见妻子的眼泪，更怕自己走不了。 刚到台湾的三年，谢汉光的潜伏工作很顺利。他凭专业能力当上台湾省林业试验所所长，借着职务便利安置张伯哲、陈仲豪、梁铮卿等战友，几人还秘密印刷《光明报》，传递解放战场消息，1947年协助组织发动反独裁宣传。 那年年初，谢汉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写“以林为掩护，以岛为战场”，字迹工整有力。那时他坚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带着胜利消息回家。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平静被彻底打破。 为保住最后据点，蒋介石下令对地下党展开大搜捕，还说“宁可错杀千人，不可放过一个”。白色恐怖笼罩全岛。 1950年1月，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一周后，他叛变，供出1800多名地下党员的信息。 谢汉光的名字出现在通缉令上。特务在他办公室搜到没烧毁的联络暗号，而他正借着下乡考察的名义，搜集军防情报。 危急时刻，张伯哲托人送来密信，只有两行字：“组织暴露，速往台东深山，按老办法隐蔽。” 谢汉光立刻烧毁情报，连夜逃离台北。机场、港口已经被封锁，通缉令贴满各个城镇。 他一路向东，在山林里躲了三天三夜没吃没喝，台东深山农民杨溪伯发现奄奄一息的他，误以为是逃壮丁，把他带到偏僻山村。 村长看着这个满身泥污、眼神却正直的男人，心里不忍。村里有个叫叶依奎的高山族村民，失踪一年多没消息。村长做主，让谢汉光用叶依奎的身份，还帮他办了户籍。 从此，中共地下党员谢汉光“没了”，山里多了个不爱说话的农民叶依奎。 他每天上山伐木、下地种田，闲时就坐在山头上往西看。手里总攥着一枚铜纽扣——那是新婚时曾秀萍给他缝在中山装上的。 村里媒婆见他老实肯干，多次上门说亲，都被他拒绝：“我在大陆有家室，她还等着我。” 没人知道这句话背后的分量。他曾用暗号联系组织，寄出的信却没回音。后来才知道，张伯哲、梁铮卿已被捕牺牲，陈仲豪侥幸逃回大陆，却断了联系。 绝望中，曾秀萍那句“我等你”，成了支撑他的唯一念头。 这一等，就是38年。 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1988年，两岸开放探亲的消息传到山村。 谢汉光几乎是跑着去申请手续的。他用叶依奎的身份办好证件，坐轮船到香港，再转路回到广东。 一路上，他又期待又害怕：秀萍还在吗？她改嫁了吗？ 当曾秀萍颤抖着喊出他的名字时，所有担忧都有了答案。 更让他惊喜的是，妻子告诉他，当年他走后没多久，她就发现怀了儿子谢定文。这些年她教书养家，1953年因“台湾关系”被开除党籍，也没动过改嫁的念头。 “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说话不算数的人。”曾秀萍擦着眼泪。 她身后走出一个中年男人，恭敬地喊了声“爸”。还有三个蹦蹦跳跳的小孩，怯生生地看着他——那是他的孙子。 可谢汉光的身份成了问题，当地政府按“困难台胞”的标准，每月给他发20元补助。他想起老战友陈仲豪，四处打听后得知对方在汕头大学当图书馆主任。 两人见面时，都已满头白发。握着对方的手，哭了很久。 在陈仲豪和天津战友徐懋德的证明下，中组部经核查，1994年正式恢复谢汉光的党籍，还为他补办了离休手续。 后来，谢汉光用积蓄在丰顺县城买了栋两层小楼，把妻儿接到身边。 1996年，80岁的谢汉光在睡梦中安详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