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军145师师长授中将、军长和另外3位师长均授少将，全军仅此一例。1949年全军统编后，成为开国中将的师长仅有8人，其中3人来自一野，5人来自四野。 第49军的前身是国民党原来的49军，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被东北野战军全歼，钟伟当了军长，袁升平任政委，下边四个师也基本是原国民党军官改编过来的。温玉成那时候是145师师长，他是老红军出身，1933年参加革命，从红二十六军通信员干起，长征、抗日、解放战争一路打过来，资历深厚。钟伟呢，是从国民党投诚的，辽沈战役后被委以重任，但他的军衔定在少将，就跟其他三位师长一样。这里面有讲究，不是随便定的，得看个人贡献和部队战绩。第49军在东北战场上打得不错，尤其是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145师多次冲锋在前，温玉成的指挥功劳大，所以军衔上就拔了尖。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打响，第49军奉命攻锦州外围，145师负责主攻方向。温玉成带队从塔山一线突进，连续几天几夜啃硬骨头，部队推进速度快，缴获的武器弹药堆成山。这场仗下来，东北国民党主力基本瘫痪了。第49军整体表现突出，但细拆开看，温玉成这个师长的作用特别关键，他不光带兵打仗，还管政治工作，部队凝聚力强。相比之下，钟伟作为军长，统筹调度有功，但具体到战役执行，师一级更直接。授衔时，中央军委根据这些实打实的记录，给了温玉成中将衔，其他人少将。这不是拉帮结派，而是实事求是。四野总共5位师长级中将，第49军就占了两个，温玉成和袁升平，比例上就显眼了。 再看全军范围，1949年解放战争结束，军队大整编，从百万大军缩到150万左右，师级干部成千上万，能从中将起步的就那么8个。一野的3位是王近山、许世友、张国华，他们大多在西北战场立下汗马功劳，比如王近山早年就打兰州战役，许世友带兵过草地。张国华后来去西藏，贡献不小。四野的5位包括温玉成、韩先楚、刘亚楼、邓华、萧劲光，这些人基本是东北和华北的主力将领。韩先楚打鸭绿江，刘亚楼管空军，邓华去朝鲜，萧劲光搞海军。为什么就这8个？因为他们不光是师长时打仗猛，还在部队建设上有长远眼光。像温玉成，145师从东北转战华北，官兵素质高，战斗减员少，这在统计数据上清清楚楚。其他师长级干部，大多停在少将或大校，因为战功分布均匀，没那么突出。 第49军的授衔格局，也反映出当时军队的用人原则。钟伟从国民党上校投过来，辽沈战役后被重用，但他的资历比老红军短，军衔定少将合情合理。王近山是142师师长，早年参加红军，但授衔时也少将，后来补中将。刘浩143师，管政治工作扎实，刘转连146师，作战经验足，但都定少将。副军长熊伯涛，协助钟伟处理后勤，同样少将。这4个少将加一个中将的组合，在军级单位里头，就跟众星捧月似的，突出145师的核心地位。部队下辖4师，政委们军衔也参差，147师政委王建中只到大校，其他师政委多是少将。这说明授衔不是一刀切，得看个人档案和战场记录。 说回温玉成这个人，他的履历是典型的老一辈军人模板。1916年生在陕西关中，家里穷，17岁参加红军，从底层干起。长征时在后卫部队，负责掩护主力，翻雪山过草地，没少吃苦。抗日时期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带队打游击，百团大战中阻击日军，积累了基层指挥经验。解放战争，他先在晋冀鲁豫，淮海战役时145师是突击力量，围歼黄伯韬兵团，俘虏好几万。1949年进军西南，温玉成带队追击胡宗南，收复大片地区。这些仗打下来，他的档案里头功劳一笔一划记着。授衔后，他没飘，继续干活，1959年去沈阳军区当副司令，管训练和边防。钟伟那边，授衔后也升了，但1959年庐山会议后因工作问题被调整，转地方了。 全军授衔总共10位元帅、10位大将、55位上将、175位中将、1360位少将。第49军这5位中3少将1中将，比例上高出平均水平。为什么四野多出一野？因为四野打的仗规模大，东北到华南，兵员多，战役密集。一野主要是西北，地形复杂，部队分散。8位师长中将里头，温玉成是唯一一个军长授少将的师长，这点最扎眼。部队战史记载，145师在辽沈战役损失小，推进快，温玉成优化了战术，减少了无谓牺牲。这在军内通报里提过，影响了授衔决定。 温玉成干到1983年离休，晚年在北京，1985年去世，69岁。袁升平也到1983年，70岁走。钟伟1977年病逝，64岁。王近山1991年，78岁，晚年补中将。刘浩1992年，80岁。刘转连2002年，88岁。熊伯涛1986年，82岁。这些人轨迹各异，但都跟第49军绑在一起。这支部队后来编入沈阳军区，成了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