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人凤下令枪决36名革命志士。朱君友觉得自己肯定活不成了，可行刑前一夜，两名特务却把他秘密救走了。 1949 年 12 月 6 日深夜，将军衙门监狱的铁门 “吱呀” 响了。两名穿特务制服的男子停在牢房前喊：“朱君友，出来！” 朱君友身高一米八，他扶着墙站起来，把怀里的旧棉衣递给上铺的徐孟生说：“这衣服你留着，比我用得上。” 经过杨伯恺的牢房时，他忍不住回头。隔着铁栏杆，他和这位亦师亦友的前辈对视。杨伯恺眼里又坚定又惋惜，朱君友感觉喉咙发紧。 “再见了，朋友们！” 他轻声说。这时候，他认定自己是要去刑场了，这是最后一段路。 没人能想到，这个等着被处决的革命者，来自成都 “朱半城” 家族。朱君友 1917 年出生，是 “朱财神” 家的六少爷。朱家靠做煤炭生意发家，在当地很有钱。 虽说朱君友是养尊处优的少爷，却早早就走上了革命路。1938 年，他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946 年，他从四川大学法律系毕业，经范朴斋介绍加入民盟，成了成都二十七分部的负责人，还管着民盟的财务。 他把哥哥的建筑社当掩护，让地下党在这儿秘密开会。他甚至挪用家族的钱资助革命，范朴斋去香港的路费，就是他卖了订婚戒指凑的五两黄金。 白天他有公开身份，到了晚上，他就成了情报传递者。每天晚上，他偷偷听新华社的广播，整理成密报后交给交通员。 1949 年下半年，解放军打下了大西南很多地方，成都陷入白色恐怖。特务到处 “扎口子” 搜捕革命者，可朱君友从没退缩，还掩护过彭迪先、张友渔等进步人士。 11 月的一个晚上，危险来了。朱君友经过玉带桥时，被特务围住了。他身上的进步书刊和情报没来得及销毁，当场就被捕了。 特务没料到，这个 “大少爷” 这么硬气。在玉带桥稽查处看守所，特务把朱君友反绑双手吊在房梁上，用 “鸭儿浮水” 的酷刑折磨他，打得他皮开肉绽，可他始终没说一句话。国民党的档案里，最后只写了 “态度顽固” 四个字。 后来他被转到将军衙门监狱，在这儿认识了更多战友。川大同学余天觉每天用唱歌鼓舞大家，张大成被打断腿还不肯写悔过书，王干青之前在延安见过毛主席。放风的时候，他和同住一条街的杨伯恺只能用眼神交流，可这样也能传递彼此的信念。 12 月初，更致命的消息传来。毛人凤飞抵成都，看到特务头子徐中齐呈报的 36 名 “要犯” 名单，挥笔批下 “一律枪决”。消息传到狱中，朱君友反而平静了 —— 他知道，为革命牺牲的时刻到了。 可行刑前一夜，那两名特务的出现打破了一切。走出监狱大门，借着微弱的车灯，朱君友看清其中一人是大舅子杨夷甫。杨夷甫时任国民党四川省行辕上校秘书。 原来他被捕后，妻子杨汇川急得团团转。这位辛亥革命志士杨维的女儿，深知丈夫的信仰重量，立刻联合父亲朱茂先，凑出十根金条，托哥哥杨夷甫求助。杨夷甫的表弟，正是掌管名单的徐中齐。 彼时国民党大势已去，徐中齐收了金条，又顾念亲戚情面，最终点头放行。“你死不了了！” 杨夷甫给朱君友披上外套，把他推上汽车。 朱君友的幸运，衬得战友们的牺牲更悲壮。12 月 7 日深夜，特务将 35 名志士用黑布蒙眼、棉团塞嘴，押到十二桥畔的防空壕边。 汽车马达开到最大，想掩盖枪声。王干青挣掉棉团，率先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口号声在夜空回荡。许寿真怀揣着鲁迅的《彷徨》赴死，晏子良朝特务挥出最后一拳。 20 天后成都解放。人们在防空壕里找到烈士遗体，将他们与重庆牺牲的周从化合葬，立起 “十二桥死难烈士墓” 的石碑。 建国后，朱君友在成都环卫局默默工作了一辈子。2004 年临终前，他还时常抚摸旧照片叹息：“杨伯恺的眼神我一辈子忘不掉，那么多战友倒在黎明前，我活着，就得替他们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