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一个志愿军战士，为娶一个朝鲜姑娘，选择留在朝鲜，并放弃中国国籍，可20多年后，他却多次申请恢复国籍。 1980 年深秋，中国驻朝大使馆签证窗口前，王兴复头发已泛白霜。他攥着泛黄的复员证明，声音发颤：“我 1950 年入朝当志愿军，当年为结婚退了国籍，现在就想回中国。” 工作人员盯着申请表上 “恢复国籍” 四个字，沉默了会儿。这样的申请不多见，但履历栏里 “抗美援朝第四兵站战士” 的字样，藏着他跨越半生的抉择。 三十年前的石岭里，1953 年 7 月《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后，25 万志愿军留在朝鲜重建。王兴复所在的兵站负责物资调配，常看见个瘦小女孩在营地外徘徊。 女孩叫吴玉实，才 12 岁。她两个哥哥都死在战场上，只剩母女俩相依为命。“小丫头总盯着我们的粮袋，我就把省下来的白面馒头掰给她。” 王兴复后来才知，那些馒头够吴玉实和母亲吃好几天。 兵站放电影时，王兴复会特意留把瓜子，递给挤在人群后的吴玉实。女孩红着脸鞠躬，用生硬的中文说：“谢谢叔叔。” 岁月随着重建的号子声溜走，志愿军那时正帮朝鲜修房屋、建水利。吴玉实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姑娘，主动加入志愿军组织的扫盲队。一次搬运建材，王兴复见她踮脚够木板，赶紧上前帮忙：“这些重活让我们来。” 吴玉实抬头笑，眼里有光：“你们帮我们打跑敌人，现在该我们一起建家园。” 这份默契慢慢变成了爱意，可 1958 年撤军令传来，现实给了他们沉重一击。 指导员盯着王兴复的眼睛说：“现役军人不能和当地女性通婚，要留就得复员。但就地复员和国内不一样，按规定得放弃中国国籍。这步踏出去，再想回祖国就难了！” 帐篷外传来战友收拾行李的欢笑声。王兴复想起吴玉实得知撤军消息时泛红的眼眶，又想到老家年迈的父母，最终开口：“我答应过她，要陪着她。我选就地复员。” 1958 年冬，王兴复在退籍申请表上签了名。这一年 10 月 26 日，志愿军最后一批部队撤离朝鲜，而他留在了这片曾浴血奋战的土地上。那一刻，他没料到这张纸会成为此后二十年的心结。 1961 年，王兴复和吴玉实成了家。朝鲜政府安排他到平壤华侨小学任教，后来升了校长。虽说文化程度不高，他讲 “孔融让梨”“岳母刺字” 的故事却绘声绘色。 课后，王兴复会和孩子们掰手腕、唱中国民歌。家长们都说：“王校长身上有中国味儿。” 日子不算富裕，但很安稳，吴玉实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可吴玉实渐渐发现，丈夫总对着中国地图发呆，逢年过节就摩挲那枚褪色的志愿军徽章。那徽章是他参军时发的，边角已磨得光滑。 1979 年，吴玉实的母亲去世。她看着丈夫又在端详老照片，轻声说：“妈不在了，这里没牵挂了。咱们回你老家去吧，我也想看看生你的地方。” 王兴复猛地抬头，眼里泛起泪光。 按照朝鲜法律，王兴复因特殊贡献顺利退籍。中国这边，1980 年施行的《国籍法》第十三条规定，曾有中国国籍的外国人，有正当理由可申请恢复。考虑到他的志愿军经历，公安部特事特办批准了申请。 “我当年留朝鲜是为了爱情，但从没忘自己是中国人。” 王兴复在使馆递交回国申请时，声音很坚定。工作人员核验材料时，看到他履历里 “1953 年参与平壤重建” 的记录，默默点了头。 1981 年春，王兴复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踏上归途。火车驶过鸭绿江时，他紧紧握着那枚志愿军徽章，三十年的乡愁终于有了归宿。同车还有几位当年留朝的老战友，大家凑在一起翻看旧照片，话里全是故土的模样。 回国后，王兴复继续当老师，教孩子们认识祖国的山川河流。吴玉实则凭着流利的中朝双语做了翻译，常参与中朝文化交流工作。两人的工资虽不高，却总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齐。 1992 年退休后，老两口走遍了大江南北。到丹东时，他们特意去看了志愿军纪念馆，王兴复对着当年的军大衣看了许久，给孩子们讲起石岭里的岁月。到北京时，他指着天安门说：“当年在朝鲜，做梦都想看看这儿。” 他不是个例。抗美援朝后留在朝鲜的志愿军里，不少人后来都想方设法回国。他们有的在朝鲜当工人，有的做教师，却都没断过对故国的念想。爱情在异国扎了根，乡愁却始终牵着故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