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开国少将钟伟被人装进麻袋，被装进麻袋中，半个多小时后，他连人带麻袋被丢进江中，拼命挣扎才挣脱了麻袋，游到江对岸后，钟副厅长打去电话，讲：“我是钟伟，现在还活着，你们来抓我呀！” 在中国将星的谱系里，钟伟是个独特的存在。有人因战功彪炳而名垂青史，有人以铁骨铮铮而令人敬仰，而他似乎一个人就占了两个位置。 一个是运筹帷幄的“战神”，他打仗不靠蛮力，靠的是一股洞悉战场规律的巧劲。 1943年高沟攻坚战，友邻部队强攻受挫，面对敌军的坚固工事，钟伟却让士兵们放下枪拿起铁锹。 一夜之间，数条交通壕如尖刀般挖到城下，炸药一响，胜利来得既快，伤亡又小。这只是牛刀小试。 两年后的淮阴攻城战，城墙近十米高，兄弟部队两次失利。 轮到钟伟他反其道行之，先在城外搭起比城墙还高的射击台，从气势上压倒守军；接着一条四百米长的地道悄无声息地抵达城墙根，一具装着炸药的棺材被送了进去。一声巨响，固若金汤的淮阴城五分钟内易主。 他的“奇”还体现在敢于独立判断，1947年“三下江南”，他曾三次违抗林彪的命令，不是为了抗命，而是因为战机稍纵即逝，他敏锐地抓住了。 正是这三次“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最终促成了围歼敌军两个师的大捷。事后林彪不但没批评，反而称赞他“要敢于打违抗命令的胜仗”。 而当战场转换，这份坚持实事求是的执拗，也原封不动地被他带到了和平年代，这便成就了他宁折不弯的“硬汉”形象。 这份原则性，首先是对自己。一根长征时牺牲的战友所赠的断皮带，他用到近乎腐烂也舍不得扔；一个公文包，他宁可枕着它与战士露宿荒野，也绝不因个人方便而惊扰百姓。 接着是对家人。儿子想让他帮忙安排工作，他一句“不能搞特殊，我看你就是个种田的汉子”，就让儿子回家务了农。 这种近乎苛刻的清正，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达到了顶点。 当有人在会上无中生有，说彭德怀元帅在长征中曾下令枪毙红军干部时，全场一片死寂。谁知钟伟霍然站起，拍着桌子吼道：“这事跟彭总没关系，是我干的，人是我杀的！”他澄清了事实，主动承担了责任，也用这一声怒吼，亲手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很快他被划入“彭黄反党集团”，从北京军区参谋长的高位，直接被下放到安徽当一个农垦厅副厅长。这还不算完，文革风暴来临时，因为拒绝按要求诬陷老上级，加上自身清廉得无懈可击，他最终招来了杀身之祸。 在原则的战场上，他选择用前途乃至生命，去捍卫一个军人的忠诚和一个人的良知。 1967年那个夏夜，钟伟迎来了人生中最黑暗也最富传奇色彩的一战。他被造反派从住所强行掳走，双手反绑，塞进麻袋，一顿毒打后沉入了冰冷的江水。这是一个必死的局，但他们显然低估了这位从尸山血海中走出来的将军。 就在意识模糊的最后一刻，钟伟凭着战场上养成的习惯，摸到了藏在鞋底的一把小刀。在刺骨的江水中，他以惊人的毅力割断绳索，划破麻袋，潜游逃生。 这场一个人的战争还未结束。上岸后，他浑身湿透，脸上带血，却平静地走进一家小卖部，借用电话拨通了造反派的专线，清晰地宣告：“我是钟伟，现在还活着，你们来抓我呀！”这句话，是对那个荒诞时代最有力的一记耳光。 历史终有公论。1980年，中央军委为钟伟彻底平反。暮年的他写信给老上级黄克诚，希望能重返军队，得到的回复是：“你这身体，若再打仗我们还是会找你，但现在，你该好好休息了。” 1984年，钟伟病逝。遗嘱里，他要求将自己的电视机和冰箱折价作为党费上交，不要补发薪金，不搞追悼会，只愿骨灰撒在自己革命生涯的起点——平江起义旧址天岳书院。 回看钟伟的一生，所谓的“战神”与“硬汉”其实并不矛盾，它们源自同一种内在力量：一种根植于骨子里的实事求是和绝不妥协的原则性。 在战场上，这种力量表现为足智多谋和果敢决断；在政治风浪中，它则化身为铮铮铁骨和无畏担当。真正的军人本色，不只体现在冲锋陷阵的勇猛，更体现在任何压力下都绝不弯曲的脊梁。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钟伟将军在不同“战场”上所展现的智慧、勇气和坚守，是否依然能为我们今天的选择，带来一些启示呢？ （《钟伟：敢于亮剑的平江籍猛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