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康生的儿子张子石在单位开会结束后，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这时他才知道他已经被撤销了一切职务。 1979年2月，张子石在杭州市委大楼开完城市建设会议，就接到组织部门的电话。对方直截了当，说他的所有职务都被撤销了，要他马上停工，等审查。这事来得太突然，前一刻他还在主持讨论基础设施和住房分配，散会后一切就变了样。撤销职务是上级指示，执行得干净利落，没给他任何缓冲。 这通电话的根子在康生的历史问题上。1978年，康生的行为得到确认，影响很快就波及到亲属。张子石的升迁路径，从青岛教育起步，到山东省委常委，再到浙江领导岗位，都离不开父亲的影子。组织处理他，先从职务入手，让他没法再管事，得专心交代问题。电话一挂，他就得收拾东西离开大楼，从市委第一书记的位置上下来。 撤销后，他直接进入隔离审查。审查组要求他提供个人经历和家庭联系的材料，从入党那天起，一项项过筛。几个月下来，他交代了从青岛到杭州的岗位变动，包括和王效禹的协作细节。康生的离家早，通信少，但他还是列出母亲陈宜的抚养情况和妹妹张玉瑛的定居记录。审查基于事实，层层推进，没留死角。 这个过程暴露了家族关系的复杂。张子石本名张玉珉，康生改名后，子女仍随母姓张，这在山东老家是常见做法。但仕途上，父亲的影响显而易见，从1948年拉进队伍，到1975年调杭州，每步都沾边。组织决定撤销职务，就是要切断这种延续，让他回归普通身份。杭州那边，浙江省委副书记张敬堂很快兼任市委书记，接手他的工作，消除残留影响。 电话事件让张子石从权力中心彻底退出。之前几年，他在杭州兼了好几职，掌控大局，现在一切归零。审查中，他得面对升迁的每一步，核实文件和会议记录。康生的罪行确认后，处理亲属是程序一部分，张子石作为独子，首当其冲。整个环节高效，上级批复快，基层执行严。 审查持续几个月，1979年张子石和妻子一起被开除党籍。文件下来后，他没再留杭州，直接北上北京，去八宝山公墓领康生的骨灰。骨灰盒到手，他就运回山东老家安葬，那地方是祖坟边上，简单下葬，没大张旗鼓。领骨灰时，康生的位置已移出八宝山，这事由中央特别安排。 回山东后，张子石在胶县老家隐居，不再抛头露面。母亲陈宜和妹妹张玉瑛一直待在那，家里低调，基本不和外人往来。他晚年身体不好，得了病，1980年在北京医院去世。那年他六十四岁，家人办的后事简单，没留太多痕迹。妹妹张玉瑛也没啥公开记录，就在家乡守着。 隐居日子平淡，他不再参与任何事务，靠着老家的地过活。康生的女儿张玉瑛晚年由侄子照顾，1989年八十六岁时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