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吴建民在外交部食堂吃饭，遇上港澳办公室的同志，就问他们：香港、澳门如何回归？对方半开玩笑说：断掉淡水，自然就回来了。 要弄懂吴建民，你得看他这辈子经历了什么。 他1959年进外交部，是给毛主席、周总理、陈毅元帅当法语翻译的。那是啥年代？那是中国外交“求生存”的年代。 1965年，陈毅元帅开记者招待会，当时咱们的国际环境很紧，苏联在北边陈兵，印度在西边骚扰，美国和老蒋在南边虎视眈眈。 陈老总火了，对着中外记者一拍桌子，那段话吴建民听得热血沸腾：“我等你们来，头发都等白了！你们都来吧，一起来吧！”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底色——“斗争”。我们被封锁，我们必须硬气，必须摆出“打”的姿态，才能活下去。所以，到了80年代，食堂里那个“断水”的玩笑，其实还是这种“斗争”思维的一种惯性。 但吴建民，他完整地经历了另一个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就是邓小平同志带来的。邓公最了不起的判断之一，就是时代主题变了，从“战争与革命”变成了“和平与发展”。 这可不是一句空话，它彻底扭转了中国的外交逻辑。 以前是“求生存”，现在是“求发展”。 以前是“立异”，现在是“求同”。 以前是“斗争”，现在是“合作”。 吴建民就是这个“新时代”最坚定的践行者。他后来当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驻法大使，干的都是“求同”和“合作”的事。 比如在日内瓦，那会儿西方老拿人权问题攻击我们。吴建民的任务，不是去跟他们吵架、拍桌子。那是陈老总当年的办法，时代变了。他的任务是对话、解释，是去“沟通”。他后来回忆，那段经历让他明白，沟通是能解决问题的。 再比如在法国，他玩命地推动中法文化年，促成两国元首互访对方的家乡。这都是在干嘛？在拉近距离，在建立理解。 因为他看透了，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谁举起战争的旗帜，谁倒大霉。靠“断水”赢回来的，是土地，不是人心。靠沟通赢回来的，才是真正的“发展”空间。 可想而知，当他把这些理念带回国内，尤其是在2010年之后，互联网上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他遭到了多大的围攻。 很多人骂他“软”，骂他“缺钙”，骂他是“投降派”。 面对这些，吴建民在意吗？他在意，但他更坚持。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他对学生说的： “我可以不说，但我不能说假话。” 这话分量很重。当所有人都在喊“打喊杀”的时候，他作为资深外交家，如果为了讨好舆论，也跟着喊两句，是很容易的。但他不说。他宁愿被骂，也不说他认为错的、违背时代潮流的“假话”。 他为什么这么坚持？因为他看到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他管这个叫“弱国心态”。 啥叫“弱国心态”？就是我们虽然经济起来了，GDP世界第二了，但骨子里还是不自信。 具体表现就是：总怕人家瞧不起，总爱听好话，听不得批评。人家一批评，马上就跳起来，觉得是“反华”。总喜欢把成绩夸大，三分说成七分。 1984年食堂里那个“断水”的玩笑，说白了，也是一种“弱国心态”的体现。 因为不自信，所以总想着手里得捏个“命门”，得有个“大杀器”，随时能“一招制敌”。 而吴建民倡导的，是一种真正的大国心态。什么是大国心态？就是自信。我用不着“断水”，我把门打开，我用发展、用文化、用沟通来堂堂正正地吸引你，这才是真正的力量。 所以他晚年拼命地在做一件事：教育。 他在外交学院当院长，干了一件破天荒的事——开了一门课，叫“交流学”。他亲自编写教材，把自己的外交案例拿出来分析。 他要教给下一代外交官的，不是怎么吵架，不是怎么“断水”，而是怎么“沟通”。 他还给母校题了六个字：“爱祖国，爱人类。” 很多人看不懂，觉得这俩词矛盾。爱祖国就完了，干嘛还要爱人类？吴建民的意思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两件事根本不矛盾。 一个只爱自己、不爱人类的国家，会被世界孤立，不可能真正崛起。一个真正爱祖国的外交官，必须懂得如何与人类打交道，为自己的国家争取和平与发展的环境。 这就是吴建民的“常识”。他一辈子，就是想把这个“常识”告诉大家。 可惜，201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这位77岁、依旧精力充沛的老人，生命戛然而止。 如今回头再看1984年食堂里的那个玩笑，它就像历史的一个分岔口。 一种思路，是握紧“断水”的筹码，用“斗争”的思维去解决问题。这条路看似简单、解气。 另一种思路，是像吴建民那样，去下苦功夫，去“沟通”，去“求同”，去摆脱“弱国心态”。这条路很难走，甚至会挨骂。 吴建民用他的一生，选了后一条路。他不是不懂“断水”的威力，而是看透了“沟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