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一顶铜尊即将被送往日本展览。出发前，专家马承源突然被它奇特的造型所吸引，便伸手在内部摸了下，居然意外发现里面刻了一篇铭文，而里面出现的几个大字，瞬间让无人问津的铜尊成了国宝级文物。 马承源这个人，从小在浙江镇海长大，1927年出生，那时候家里条件一般，但他对历史特别感兴趣。到了1952年，他从上海大夏大学历史系毕业，这学校后来并入华东师范大学。毕业没多久，他就投身文物工作，一头扎进青铜器和古文字的研究里。1954年起，他在上海博物馆干起，先是保管部副主任，管着那些老物件的保存和整理。慢慢地，他升到青铜研究部主任，那时候他已经摸过无数青铜器，眼睛练得特别尖。马承源不光是管事，还写了不少书，比如《中国青铜器全集》十六卷本，这套书把全国的青铜器分类整理得清清楚楚。还有《商周青铜器铭文选》，选了上千件铭文器，帮很多人搞懂那些古字的意思。他还主编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那些竹简出土后，他带头整理，里面有《孔子诗论》这样的内容，对研究先秦思想有大帮助。这些工作让他在圈子里站稳脚跟，大家都认可他的专业。 马承源的成就不只在书本上，他还帮国家收了不少流散文物。1985年他当上上海博物馆馆长后，主导重建新馆，1996年新馆落成，那时候博物馆从老地方搬到人民广场，规模大了不少。他在香港收了300多件文物，包括青铜器和玉器。1992年，他促成收购晋侯苏编钟，这套钟有14件，铭文记录了晋国历史，是国家一级文物。1994年，又收了1200多枚战国楚竹简，这些东西本来可能流失海外，多亏他出手。马承源还推动国际交流，拿过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和亚洲文化理事会奖。他在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当教授，教学生怎么鉴定青铜器。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这些头衔让他影响更大。一直到1999年退休，他还当顾问，继续指导研究。马承源一辈子没闲着，2004年9月25日去世，留下不少遗产给后人。 说到1975年的那件事，得从铜尊的来头说起。这件铜尊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贾村镇，当时农民挖地窖挖出来的。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表面有龙纹和兽面纹，本来被当做普通西周酒器，放在库房里没啥人注意。1975年夏天，中日关系缓和，国家文物局组织文物精品去日本展览，从全国调集展品，这铜尊因为造型特别，被选上了。马承源那时被请去北京故宫博物院帮忙检查展品。他负责最后把关，看见这铜尊，觉得纹路跟常见西周器不一样，就多看了几眼。他伸手探进去摸内壁，手指感觉到凹凸痕迹，这下子知道不对劲。他叫人拿拓片纸，自己上手拓印。纸拿出来后，上头清清楚楚12行铭文，122字。开头就是“唯武王既克大邑商”，讲周武王灭商的事。中间还有“余其宅兹中国”，这是“中国”两个字最早出现在青铜器上。铜尊一下子从普通货变成国宝，展览名单赶紧改了，日本那边还纳闷怎么换展品。 铭文的内容特别重要，它记录了周成王五年的事。周成王继承武王，营建成周，就是洛阳一带，作为东都。铭文说周王在京宫大室训诫宗族小子何，何的父亲跟过文王，帮着打天下。周王讲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还说要居于天下中心，自正而治四方。这“中国”指的不是现在全国，而是中原地区，天下中心的意思。铭文跟《尚书》有些地方对得上，但也有不同，比如祭祀细节，让史学家多出新材料研究。铜尊因为铭文提到贵族何，就定名为何尊。它是西周早期器，已知最早有明确纪年的青铜器，比其他器早几年。发现后，故宫博物院紧急开会，组织专家组研究，马承源带头，张政烺、唐兰、李学勤这些人都参与，逐字释读。消息传开，陕西、上海的教授赶来北京看，博物院办内部观摩会，大家围着拓片讨论。 何尊的发现不光震动学术圈，还让全国博物馆自查青铜器。不少地方翻出带铭文的东西，虽然没何尊重，但也添了新资料。何尊本身成了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国家一级。铭文帮着确认武王伐纣时间，大概在公元前1046年左右，跟史书记载基本吻合。它还反映西周早期的天命观，周人认为自己受天命，建都居中，统摄四方。这对理解中华文明起源有帮助，早期的“中国”概念从这里开始成型。何尊现藏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镇馆之宝。博物院建在宝鸡，那里出土青铜器最多。何尊放在玻璃柜里，供人研究和参观。马承源因为这个发现，在圈子里名声更大。他回上海后，继续干活，推动博物馆发展。收购编钟和竹简，都是他任内的事。他还写书，总结青铜器经验。一直到退休，他没停下研究脚步。 马承源的贡献让上海博物馆从地方馆变成全国顶尖。他不光鉴定器物，还教人怎么保护文物。新馆建好后，展厅多了，藏品也丰富起来。他推动的国际合作，让中国文物走出去交流，但像何尊这样的，严格保护在国内。马承源去世后，他的书和方法还被用着，对后辈影响深。整个事件从1975年发现，到现在研究还在继续，但基础就是那次拓印出来的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