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烈士的儿子在1982年自缢身亡，生前给女儿留下遗言：“你奶奶是奶奶，你是你。”   1936年8月2日，珠河县城的囚车颠簸着，赵一曼望着窗外掠过的田野，掏出纸笔，给儿子宁儿写下了那封穿越近百年仍能戳中人心的遗书。   这封信里没有豪言壮语的堆砌，只有母亲对孩子“没尽到教育责任”的愧疚，和一句沉甸甸的嘱托：“长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写完信，她把纸紧贴胸前，哼唱着《红旗歌》，甩脱军警的搀扶，昂首走向了草坪中央的枪口，那年她还不满31岁。   鲜有人知，这位在东北密林里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抗联女政委，是个地道的川妹子，更是个为了家国狠心两次送别幼子的母亲。   1930年武汉的街头，不满周岁的宁儿抱着她的衣角哭闹，她亲亲孩子的小脸蛋，跟哥嫂说好话托付后事，流着泪转身走进了革命洪流；   1932年春，她再一次把不到3岁的宁儿送到汉口亲属家，留下一张母子合影，从此再没出现在孩子的生命里。   她带着双枪在沈阳、哈尔滨的街巷与密林间抗击日寇，成了战士们口中“挎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却再也没能给儿子喂过一次饭、讲过一个故事。   1935年11月，为掩护战友转移，她腿部中弹被俘，敌人用老虎凳、电刑等数十种酷刑折磨她，把她打得血肉模糊，她却始终没吐露半个字的情报。   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唯一的要求还是给儿子写封信。   赵一曼牺牲时，宁儿才7岁，跟着大伯陈岳云长大。   他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那个让日军闻风丧胆的抗日英雄，只在1950年看电影《赵一曼》时，对着银幕里坚贞不屈的女战士红了眼眶。   这一年，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成了亲友眼中的栋梁之才。   直到1956年，已经在北京工业学校任教的他，才从家人口中得知，自己就是那封遗书里的“宁儿”，银幕上的英雄正是自己的生母。   1957年，他专程赶到东北烈士纪念馆，第一次见到了母亲亲笔写的遗书。   展柜里的信纸已经泛黄，母亲的字迹却力透纸背，他站在原地哭了很久，找人要了纸笔一字一句抄下来。   回到家，他拿起钢针，在自己的手臂上刻下了“赵一曼”三个字，刻痕里渗着血，却像烙印一样刻进了他的生命。   周恩来总理很关心他的前程，多次过问他的工作，凭他的专业和资质，成为外交家是顺理成章的事。   可他看着手臂上的刻字，想起母亲遗书上“用实行来教育你”的话，愣是放弃了风光的外交工作，扎进了北京工业学校教技术，后来又到机电研究院搞研发，把一辈子都献给了祖国的工业建设。   有人劝他领了母亲的烈士抚恤金，改善一下生活，他却摆着手拒绝：“那是妈妈的鲜血钱，我能用它来吃穿吗？”   到死，他都没办过烈属证，没领过一分钱的待遇。   陈掖贤的父亲陈达邦，也是个藏着故事的革命人。   这位黄埔军校出身的老党员，建国后参与了人民币的印制工作，我们现在用的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就是他亲笔题写的，这字体一用就是好几套。   可谁也没想到，1966年后，他就因为曾在苏联工作的经历，被诬陷成“苏修特务”“王明死党”，扣上了“篡改人民币题字”的罪名。   1966年，饱受批斗的陈达邦奄奄一息，临终前拉着陈掖贤的手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爸爸是清白的，题字都是经过领导批准的。”   父亲的冤屈像块石头压在陈掖贤心上，他看着父亲的遗像，想起母亲的遗书，带着写好的告状信闯进了中南海。   可这一闯，却让他成了“现行反革命”，受尽了批斗和打压。   屋漏偏逢连夜雨，他的婚姻也出了问题，因为聚少离多和性格差异，他和妻子离婚，大女儿被送到四川姨妈家抚养，前妻还患上了精神疾病。   一连串的打击压得他喘不过气，但他手臂上的“赵一曼”三个字始终清晰，母亲“为国牺牲”的嘱托始终没忘。   他默默承受着一切，照样认真教书搞研究，直到1982年8月15日，54岁的他选择了自缢身亡，手臂上的刻字陪着他走完了一生。   生前他曾给女儿陈红留下遗言：   “不要以烈士后代自居，要过平民百姓的生活，自己的事自己办，不要给国家和组织添任何麻烦。记住，奶奶是奶奶，你是你。否则，就是对不起奶奶。”   直到1979年，国务院为陈达邦平反昭雪，证明了这位老党员的清白，可陈掖贤没能等到父亲沉冤得雪的完整时刻。   很多人说起革命先烈，总觉得他们是高高在上的丰碑，可赵一曼和陈掖贤父子的故事告诉我们，他们首先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但他们心里都装着比个人幸福更重的东西，那是赵一曼笔下“为国牺牲”的信仰，是陈达邦临终前“相信清白”的坚守，是陈掖贤手臂上刻着的“责任”。   忠魂从不是高不可攀的丰碑，是母亲的眼泪、儿子的刻痕，是寻常人家把家国装在心里的模样。   ‌【评论区聊聊】看到这一家人的故事，你有何感想？ （信源：父亲将赵一曼三个字刺在身上——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