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黄冈林家大湾供销社营业员林从旭获释，回到了家中，却发现空无一人。向邻居们一问，邻居告知：“你老婆承受不住压力，带着3个孩子改嫁了。”林从旭彻底受不了，精神彻底崩溃了，从此变得疯疯癫癫。 七年牢狱之后，林从旭提着一只旧布袋，从车站走到林家大湾。路上的油菜花刚开，村口的水塘倒映着瓦房和远处的青山。村子安静，狗在晒太阳，风吹动竹叶，发出细碎声。他走得慢，脚步有些虚。他在外劳改多年，腿脚早不利索。 当他推开那扇熟悉的木门时，屋子里空空荡荡。桌上厚厚的灰，墙角堆着裂开的米缸，床铺被虫蛀出洞。屋里没有人，也没有一点生活气息。 他出门去问邻居，才知道妻子早已带着三个孩子改嫁。那几年风声紧，传言多，她一个女人扛不住压力，就离开了。听到这句话，他没再说什么，转身走回屋里。邻居记得，那天他脸色像灰一样，坐在凳子上发呆到天黑。 从那之后，他变了。白天在院子里转圈，晚上不点灯。有人见他挑水，一头重一头轻，不在意平衡。夏天不开窗，他上屋顶揭瓦通风。村里人渐渐躲着他，说他疯了。 没人知道，他心里那一夜塌了。 林从旭年轻时不是个普通农民。 他出生在黄冈县林家大湾，父亲林育菊是个有学识的人，曾在天津结核病院当院长。年轻的林从旭跟随父亲去了天津，考上天津医学院。那是五十年代初，城里灯火通明，学生穿着灰布衣背着书包往返课堂，日子看起来有奔头。 他学医，成绩不错，原本打算毕业后留院实习。但感情挫折让他情绪崩溃，学校联系家人，父母劝他再三，他仍坚持要回老家。后来有人去接他，他也拒绝。那时候他只是倔，却没人想到，这份倔强会伴他一生。 回到黄冈后，他进了供销社代销店。卖米、卖油、卖肥皂。屋子小，柜台木头裂了口。他认真记账，不会讨价还价。账面两年亏了四百多元，领导批评他笨。可他仍每天提早开门，扫地、擦柜、核账。 慢慢地，他的生活稳下来。认识了程德岗村的马姓女子，两人结婚，生了三个孩子。那几年，他的笑容多了。村里人说，这个林家人虽然木讷，但肯干。 直到那件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风向突变。运动一波接一波，单位人人自危。林从旭在供销系统，是体制内职工，却也没能幸免。某个夜里，他被叫去谈话，说有问题要查。第二天，他被带走，工作被撤。 他先被关在黄冈县看守所，后又转往汉阳大军山监狱。环境恶劣，吃的是掺糠的稀饭，睡的是潮湿地铺。劳改内容是搬砖、运土。几个月后，又被送到湖北沙洋劳改农场，天天挖地、挑担、打粪坑。太阳一出就下地，收工时天早黑。那是漫长的七年，他从一个营业员变成了沉默的劳力。 他从没喊冤，也没解释什么。他说不清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对他来说，世界已经塌了，只能干完活，吃完饭，睡觉。 1978年春，通知下来了——“无罪释放”。他没问缘由，只收拾铺盖，走出营区。那天的风很大，吹得人泪眼模糊。 回家后，他的生活只剩下孤独。房子残破，院墙裂了口，门前长满草。邻居偶尔见他坐在门槛上晒太阳，手里拿着一本旧书，眼神空。有人给他送饭，他点头，却不说话。夜里有人听见他屋里走来走去，木地板咯吱作响。 他不去集市，也不串门。村里孩子怕他，见到就躲。他的生活越来越像影子。 几年后，村干部多次上报他的情况，说他精神异常，生活困难。公社派人来查，层层报告，材料一份份传上去。 1984年，终于有结果。县供销社接到上级文件，决定“落实政策”，恢复身份并办理退职手续。那天他被叫到供销社，工作人员告诉他可以每月领取二十九元生活费。 他点了点头，说：“我领。” 然后就走了。 从那以后，他每月去供销社一次，拿钱回来，买些米和油。日子平静到近乎没有声响。 后来他老了，身体越来越差。屋子墙皮剥落，窗户钉着木板。他仍不愿离开。 村里老人常说，林从旭这辈子活得太苦。他没做过什么大事，也没闹出什么风波，却被时代的浪潮卷走，一去不回。 他从天津学医的青年，变成黄冈供销社的营业员；从营业员，变成被关押的“嫌疑人”；从自由人，变成疯癫的孤影。 而当政策重新落地、社会恢复秩序，他的人已经散了，家也没了。 他只是无声地活着，像尘埃飘在旧屋的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