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许世友将军得知王震要来看望自己，亲自到外面去迎接，两人一见面，许世友大惊：这人不是王震！许世友和王震是几十年的老战友，战争年代曾并肩作战，新中国成立后，两人都担任要职，公务繁忙再难相聚，所以许世友对这次见面非常期待，可是等见到来人，才知道闹了个大乌龙，来人根本不是王震，而是王诤，秘书听错了名字。 说起这个事，得从1974年初的广州军区说起。那时候许世友正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手里管着广东、广西、湖南、福建四省一市的军务，工作忙得脚不沾地。突然接到报告，说北京的王震要来探望，他当然乐坏了。许世友和王震那是铁杆老哥们儿，从红军时期就开始搭伙打仗。1927年南昌起义后，两人都在井冈山上摸爬滚打，许世友在朱德手下当警卫班长，王震则在毛泽东身边干纠察工作。 鄂豫皖根据地那会儿，他们一个带部队冲锋，一个管后勤保障，互相照应着过关斩将。抗日时候，许世友在八路军129师，王震在120师，隔着太行山但总有书信往来。解放战争中，两人又在淮海战场并肩，许世友的山东兵团和王震的部队配合默契，歼灭国民党大军好几万。新中国成立后，许世友去了南京军区，王震奔赴新疆搞生产建设兵团，各忙各的，好几年没碰面。这次听说王震要来，许世友二话不说，亲自去门口迎人，结果一看不对劲，来的是王诤，不是王震。闹了个大笑话，全因为秘书孙洪宪接电话时把名字听岔了。 孙洪宪那年才26岁，刚从部队调来当许世友的秘书，经验不足。王诤当时是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到广州出差，顺道想拜访许世友。他从珠江宾馆打电话过去，通报姓名，结果孙洪宪耳朵一滑，把“王诤”听成“王震”。这俩名字发音本来就近，尤其电话里信号不好，一着急就串了线。孙洪宪赶紧跑去报告，许世友一听是王震，立马行动起来。两人本就关系铁，王震那脾气直来直去，许世友也豪爽，两人私下没少切磋。 王震比许世友小几岁，但打仗时总爱较劲，有回许世友提议比武，王震没客气，三下五除二就把许世友撂倒，许世友服气，说这下心服口服。从那以后，两人更投缘，互相称兄道弟。可惜时代变了，王震在新疆开荒种地，许世友在南方练兵，聚少离多。这次机会难得，许世友自然上心。谁知等车一停，王诤下来了，许世友愣在那儿，秘书也傻眼。许世友没生气，拉着王诤进屋叙旧，还教育秘书下次仔细点。 王诤这人，可不是随便哪个，他是解放军通信事业的奠基人，原名吴人鉴，1909年生在江苏武进一个普通农家。小时候家里穷，但他对无线电感兴趣，1928年考进黄埔军校第六期通信科。那时候黄埔招生严，他成绩拔尖，毕业后进国民党部队当报务员。国民党军队腐败，拉帮结派，王诤干了没多久就看不下去。1930年底，他的部队进攻中央苏区，在龙冈被红军打垮，他和电台一起被俘。红军干部郭化若看他技术好，留下来问情况。王诤了解红军政策后，1931年1月加入红军，改名王诤，毛泽东亲自任命他为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台大队长。从此他就扎根通信一线，成了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 王诤的贡献实打实。第二次反围剿时，他截获国民党电报，破译出敌军一个师从南线北上、一个团东翼包抄的计划。红军据此设伏，在龙冈一战歼敌上万，粉碎进攻。第三次反围剿，他一边侦察敌情，一边培训报务员，还修设备，确保电台不掉链子。长征路上最惊险，张国焘想分裂红军，王诤带着电台翻雪山，脚底起泡也不停，信号终于接通红二方面军，传递中央指令，避免了大祸。毛泽东夸他技术过硬，救了全军命。抗日时期，他在延安建新华广播电台，第一声播音覆盖陕甘宁，鼓舞了大后方。解放战争，他扩展无线电侦察网，推动雷达国产化。 新中国后，任中央军委通信部部长，1955年授中将，还拿一级八一勋章等荣誉。1960年代，台湾地区防务部门派U-2高空侦察机骚扰大陆，王诤带队研究，分析残骸，改进高炮系统，连续击落几架，给了对方沉重打击。这事国际上闹得挺大，美苏都关注，但王诤低调干活，推动电子工业起步。 王诤来广州，本是为机械工业部的事出差，四机部管电子、雷达、导弹这些高科技，王诤掌舵多年，积累深厚。他顺道看望许世友，两人虽不是天天搭档，但长征时王诤的电台救过不少场仗，许世友知道这份恩。接待时，许世友没计较误会，拉着王诤谈技术，许世友对通信感兴趣，总问雷达怎么用在练兵上。王诤走后，许世友还派人送资料，保持联系。 再看王诤的一生，接地气地说，他就是那种埋头苦干的技术型将领。黄埔毕业进国民党，本想报国，结果见识了腐败，果断转投红军。苏区时，电台设备破，他用废铜烂铁修，硬是让信号通天。长征雪山草地，他背电台走，信号一通就是救命的。 和平年代，他不摆架子，跑工厂一线，推晶体管、微波这些新技术。四机部从无到有，他带队建厂，国产雷达从仿制到自研，步步扎实。U-2事件处理严谨，王诤没大张旗鼓宣传，而是闷头研究干扰波和高炮精度，击落几架后，对方侦察频率降了，维护了大陆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