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位“神秘客”三访毛主席：“反正你们也打不过李宗仁白崇禧，不如给我个面子，两方划江而治，如何？”毛主席笑回：“不如你也给我个面子，听我个建议，如何？” 那时的解放战争已经打到了战略决战的关头。 1948年底，辽沈战役把东北全境解放了，淮海战役打得正激烈，华东大半地盘落进了解放军手里，平津那边也快拿下来，北平、天津成了几座孤零零的城，被围得水泄不通。 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像被割麦子似的一批批倒下，蒋家王朝的日子明显熬不长了。 就在蒋介石被前线败报压得喘不过气时，一直隐忍的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动了心思，他们打着“和平”的幌子，实际上是要逼蒋介石下台。 1948年12月24日，白崇禧从武汉发了封电报，明着要停战议和，暗里说只有蒋介石下野才能谈。 李宗仁在南京马上呼应，跟着湖北、河南的参议会，还有湖南主席程潜这些人，都跟着起哄要蒋介石退下来。 蒋介石只能在1949年元旦发了篇文告，说只要能和平，自己退不退都行。 1月21日，他写了句“冬日饮寒水，雪夜渡断桥”，灰溜溜回了奉化溪口，把代总统的位子丢给了李宗仁。 可蒋介石没真闲着，溪口成了幕后指挥中心，国库的银元美钞全被他运到了台湾，军政大员天天往溪口跑，李宗仁在南京就是个空架子，手里没兵没粮没权。 李宗仁手头没兵没粮，却还抱着一丝希望，他觉得能靠“和谈”保住东南半壁，这时候有个叫刘仲容的人成了关键棋子。 他是湖南人，早年在苏联留过学，跟着李宗仁、白崇禧十几年，当高级参议，跟共产党那边也早就有来往，抗战时还去过延安好几次，毛主席、周总理都认识他。 李宗仁把斡旋的事交给了他，亲自列了五条谈判要点，核心就是要停战谈和。 白崇禧更直接，拉着刘仲容反复交代：一定要让共产党答应“划江而治”，解放军不能过江，国民党还有海空军，真要打起来共产党讨不到好。 白崇禧写了亲笔信让他带给毛主席、周总理，拍着他的肩膀说：“这十几年，你是我们办外交的能手，相信你这次一定不辱使命，会为我们打算的。” 1949年3月下旬，刘仲容悄悄到了北平，当晚就被接到香山双清别墅见毛主席。两人都是湖南人，先拉了几句家常，就聊到了正题。 刘仲容直言不讳地说：“蒋桂宿怨甚深，彼此怀恨，李宗仁、白崇禧知道蒋介石是不甘罢休的。他们想要‘划江而治’，白崇禧极力希望解放军不要渡江。” “他估计解放军能够抽出参加渡江作战的不过60万人，依据着长江天险以海陆空军固守，解放军想渡江是不那么容易的。” 毛主席听得笑了：“解放军能渡江的不是六十万是一百万，还有一百万民兵，这些民兵可不是国民党的民团，能打仗。” 毛主席说得干脆：“等过了江，江南百姓都拥护我们，那时候力量更足。” 4月初毛主席又见了刘仲容，给了他一堆宽大条件： 李宗仁的代总统位子能保，桂系部队不动，白崇禧要是愿意，将来能指挥三十万国防军，就算解放军过了江，白崇禧想退到长沙、广西都成，还承诺三年不进广西。 周恩来在旁边补了句：同意过江什么都好谈，要抵抗可不行，老百姓都站我们这边。 刘仲容带着这些话飞回南京，先见了李宗仁，把北平的情况一五一十说清楚，还递过去一份4月5日的《人民日报》，指着上面《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社论让他看。 李宗仁看完叹着气，叫来了行政院长何应钦，可何应钦压根不当回事，说：“代表团正在北平谈着呢。” 刘仲容又去找白崇禧，没等他说完，白崇禧就火了：“解放军要过江就只能打，个人出路根本不考虑。” 刘仲容劝他别错过机会，白崇禧根本听不进去，逼着他再回北平传话。 4月12日，刘仲容再到北平，跟毛主席说清楚白崇禧的顽固态度，也说李宗仁还有争取的可能。 毛主席没怪他，让他带话给李宗仁：“解放军马上要渡江，要是南京不安全就来北平，照样当贵宾，和谈还能继续。” 可这最后的机会也被浪费了，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第二天，毛主席、朱德下令进军，百万雄师过了长江。 4月23日，南京解放，李宗仁飞了桂林，白崇禧后来退到广西，最后去了台湾。 李宗仁、白崇禧想“划江而治”，压根没看清形势，那时候老百姓打了十几年仗，早就盼着统一安定，没人愿意再分南北。 国民党精锐已经打光了，长江天险挡不住民心所向，更挡不住百万解放军，他们眼里只有桂系的地盘和权力，跟老百姓想要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共产党一边给足了和平诚意，保桂系利益，宽待战犯，一边守住统一的底线，这才是顺着民心走。 历史从不给分裂者留余地，民心永远站在统一这边。 【评论区聊聊】你觉得要是当时李宗仁选择了北平谈判，结局会不一样吗？ （信源：1949年初，“空壳”总统李宗仁为何敢跟中共要价“划江而治”？——中国网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