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与拜登最大的不是:拜登是一个顽固的反华政客，而且言行不一，嘴上说一套，背后另一套。特朗普虽然也反华，但他毕竟是一个商人，讲究利益优先，贸易战科技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妥协。   拜登一上台就高举“价值观同盟”的大旗，嘴上说着“不寻求新冷战”，背地里却在科技领域搞起了前所未有的封锁。   2022年8月他签署《芯片与科学法》，全面禁止美国及其盟友向中国出口高端芯片及相关半导体产品，2023年又进一步限制美国公司先进半导体对华销售，还对日韩荷等盟友施压封锁光刻机出口，转头却派财政官员跑到北京谈金融合作，这种左手举制裁大棒右手伸合作橄榄枝的操作，把言行不一演绎得淋漓尽致。   更有意思的是，拜登一边拉着盟友试图把中国排除在全球高端产业链之外，另一边又在气候峰会上大谈“中美合作重要性”，这种分裂感就像同时踩油门和刹车，让人摸不着头脑。   而特朗普作为地产商人出身的总统，他的算盘打得比谁十分精明，反华归反华，但每一步都盯着“利益”二字。2018年他发起贸易战时，上来就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摆出一副“不占便宜不罢休”的架势。   可数据不会骗人，到2020年他卸任时，中美贸易逆差仍有3103亿美元，比2017年只降了648亿，占美国全球逆差的比重从47%跌到41%，看似赢了面子，实则大部分逆差只是转移到了墨西哥、越南这些国家。   后来见关税战没占到多大便宜，特朗普又在2020年搞起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逼着中国加大美国农产品采购，虽然协议中承诺的采购规模没完全达标。   但美国豆农协会数据显示2023年大豆对华出口已恢复到贸易战前的85%，这种“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谈”的商人逻辑，和拜登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政客做派形成鲜明对比。   在政策延续性上，两人更是呈现出有趣的反差。拜登嘴上批判特朗普的贸易政策“鲁莽”，上台后却基本照单全收，甚至让对华关税政策保持了四年多。   结果导致中美贸易额在他执政第二年达到峰值后就逐年下滑，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操作，与其说是政策调整，不如说是换了个包装的顽固。   而特朗普虽然发起了贸易战，但也留下了谈判的口子，比如2020年签署第一阶段协议后，一度暂停了新的关税加征，这种“边打边看”的灵活劲儿，倒是透着股商人特有的务实——毕竟对他来说，只要能拿到实际利益，姿势好不好看并不重要。   最能体现差异的还是在科技战领域。拜登的限制措施透着股“斩草除根”的狠劲，2023年不仅从芯片设计软件到制造设备层层加码，甚至试图限制美国公民给中国科技企业打工，这种全方位的封锁更像是意识形态驱动下的“零和博弈”。   而特朗普时期对华为的限制虽然也狠，但至少还留了些余地，比如2019年实施限制时允许企业继续供应非核心部件，直到2020年才升级管控，这种“逐步加码”的策略，本质上还是在试探中国的底线，计算着自己的得失。   有意思的是，拜登时期美国科技企业在华投资同比下降37%，而特朗普执政最后一年制造业对华投资仍保持12%的增长，这种数据反差恰好说明，政客的顽固执念和商人的利益算计，最终会导向完全不同的结果。   说到底，拜登的反华带着一股“理想主义”的顽固，哪怕损人不利己也要坚持；而特朗普的反华则更像一场“生意”，只要能拿到实际利益，姿势好不好看并不重要能拿到实际利益，姿势好不好看并不重要，这两种路数的差别，或许就是政客和商人最本质的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