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单位没，要来办公室坐会。我说，来吧。她进了办公室，我见她双眼红红的，就问她怎么了。她说，她们办公室四个人，一个当了科长，一个当了副科长，还有一个去别的科室当了科长，只有她自己辛辛苦苦了好几年，却什么也没得到。我赶紧从柜子里拿了个一次性杯子，倒了杯温水递过去，让她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昨天下午三点多，我正在整理桌上的文件，手机震了。
是她打来的，声音有点哑：“你在单位不？我过去坐会儿。”
我说：“来吧，门没锁。”
她推门进来的时候，我正对着电脑敲字，眼角余光瞥见她——双眼红得像刚哭过的兔子，手里攥着个工牌，边角都被捏皱了。
我没抬头，先从柜子里摸出一次性杯子，接了杯温水，杯壁上很快凝了层雾。
“坐这儿。”我指了指对面靠窗的椅子，那里晒得到太阳。
她坐下，没说话，就盯着杯子里的水纹发呆，手指一下下抠着杯底的花纹。
我把刚打印好的文件推过去：“帮我看看这行字，是不是有点歪？”
她笑了笑，接过文件，指尖划过纸面：“你这眼神，越来越差了。”
声音还是闷的。
“说吧，”我把笔帽扣上，“眼睛红成这样，是跟老公吵架了，还是孩子又调皮？”
她突然就哽咽了：“都不是……我们办公室四个人，你知道的吧？”
我点头。她之前提过，科室里就她们四个女同志，平时处得像姐妹。
“一个当了科长，一个副科长，还有一个调去别的部门当科长了，”她吸了吸鼻子，杯子在手里转了半圈，“就我，在那儿干了五年，每天最早到最晚走，报表是我做的，会议记录是我写的，连打印机坏了都是我修……到头来，啥都没捞着。”
她声音越说越高，最后那句带着哭腔，像被戳破的气球。
我没接话，从抽屉里摸出包纸巾递过去。窗台上的绿萝叶子上，还挂着早上擦玻璃时溅的水珠，被太阳一照，亮晶晶的。
“你说，”她突然抬头问我，眼睛里全是血丝，“咱们上班这些年，到底是为了那枚印着‘科长’的胸牌，还是为了某天有人遇到麻烦，第一时间想起‘找她准行’？”
这个问题让我愣了愣。
她见我不答，又低下头：“上周三楼财务的王姐来借档案，说‘还是你这儿清楚，别人那儿我得翻半天’；上个月小李生孩子，科室的活儿堆成山，是你带着我加了三个通宵才弄完，她出院那天抱着孩子来，非要给你塞红鸡蛋——这些，你都忘了？”
她猛地抬头看我，眼神里有点惊讶，好像这些事是刚从脑子里蹦出来的。
“我没忘，”我笑了，“但你刚才说的时候，只字没提这些。”
她沉默了。杯子里的温水凉了点，水面平静下来，能映出她的脸。
“她们升职，是因为资历到了，或者上面需要人顶位置，”我拿起她的工牌，把皱了的边角捋平，“但你这些年攒下的，是别人拿不走的——谁的报表做得最细，谁的会议纪要最清楚，谁能在关键时刻顶上去，单位里的人心里都有本账，比公示栏上的名字靠谱多了。”
她喝了半杯水，手指不再抠杯壁了。
“其实我也知道，”她小声说，“就是……就是看见别人胸前都别着新牌子，心里像被猫抓似的，堵得慌。”
“堵就堵会儿，”我把她的工牌放在桌上，“但别把自己的好，堵在那口气里。你想想，要是哪天你不在这个科室了，她们是会惦记那个‘科长’的位置，还是会惦记那个‘啥活儿都能扛’的你？”
她没说话，只是把杯子里剩下的水喝完了。
后来她走的时候，夕阳正好斜照在走廊里，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第二天早上，我收到她的微信：“昨天谢了，早上给张姐送文件，她还说‘幸好有你在，不然我这老花眼得盯到中午’。”
现在我桌上的绿萝又冒出片新叶，杯子洗干净收在柜子里，下次她再来，我还倒温水——只是这次，我想先问问她，上周帮老李改的那份报告，是不是又被大领导夸“逻辑比教科书还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