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不能只以间谍罪判罚：间谍就和贪官一样，之所以层出不穷，主要在于付出与成本问题，夹杂着侥幸心理。百姓觉得判罚过轻，在于职能部门没有理清间谍罪和其衍生的卖国、叛国之间的深层关系，就如抢劫、杀人往往同时发生。在古代，叛国可是诛三族、诛九族的大罪，岂能三、五年了事。 1938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党内出现少数动摇分子叛变投敌。时任冀中军区司令员的吕正操回忆，有个团长带着队伍投靠日军，还帮敌人围剿抗日根据地。毛主席得知后，当即指示：“对叛徒汉奸必须严惩不贷，不仅要追究其本人责任，还要肃清其影响，让所有想叛国者知道后果。”当时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有个学员，受敌特诱惑泄露军事机密，事发后有人求情说“年轻不懂事”，毛主席严肃回应：“国家安危大于天，背叛民族的事，再年轻也不能宽恕。”最终该学员被依法严惩，震慑了一批动摇分子。 毛主席一生最痛恨背叛，因为他亲眼见证过无数先烈为家国牺牲，深知“国家主权、民族尊严不容侵犯”。长征途中，红军战士宁肯饿死冻死，也绝不投靠敌人；抗日战争时期，无数仁人志士面对威逼利诱，始终坚守民族气节。而那些叛徒间谍，却为了一己私利，出卖情报、破坏团结，他们的行为远比普通犯罪严重——普通抢劫杀人危害的是个体，而间谍叛国危害的是整个国家的安全、亿万百姓的福祉，两者本质是“害一人”与“祸一国”的区别。 如今有些间谍案的轻判，恰恰模糊了这种本质区别。就像贪官贪腐百万可能获重刑，而间谍出卖核心情报，导致国防部署暴露、经济利益受损，却只判几年，这显然违背了“罪刑相当”的原则。古代“诛三族、诛九族”虽过于严苛，但背后彰显的是“叛国者必遭重罚”的价值导向。毛主席时代对叛徒的严惩，并非刻意苛责，而是为了守护绝大多数人的安宁。试想，若间谍卖国成本极低，人人都心存侥幸，国家主权如何保障？百姓安危谁来守护？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敌特分子的渗透无孔不入。对间谍的判罚，不仅是对个案的处理，更是对潜在叛国者的警示。我们不必照搬古代的株连之刑，但必须理清间谍罪与卖国叛国的深层关联，提高违法成本，让“叛国者得不偿失”。唯有以重典治奸，以铁律护邦，才能让想叛国者望而却步，让百姓安心，让国家稳固。这既是对先烈的告慰，也是对毛主席“守护家国、严惩叛徒”精神的传承，更是新时代守护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