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沈阳妇女黄淑珍带着3斤黄金来银行兑换，工作人员一眼就看出来，她拿来的是纯度很高的工业黄金，立即就引起了警惕，一场黄金失窃案的谜底由此揭开。   1980年4月的一个上午，沈阳当地银行的柜台上突然出现了一块极其扎眼的金疙瘩，持有这块黄金的是个看着挺普通的农妇，名叫黄淑珍，她神色慌张，开口就要求把手里这坨重达1.3斤的硬通货换成现钱。   当时的金价正在上涨，柜员一算，这块金子值两万三千元，在那个年代简直是笔天文数字，然而，柜员的眼睛很毒，哪怕黄淑珍坚称这是家传或是民间凑的，也没能掩盖住黄金表面那特殊的工业加工痕迹。   这根本不是老百姓家里能有的东西，其纯度之高、成色之足，分明是当年国家工业体系里流出来的“违禁品”这块被摆上台面的金子，瞬间撕开了一道长达十九年的历史伤疤，把时间回拨到1961年，那正是著名的“三年困难时期”。   国家急需用硬通货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粮食救命，沈阳造币厂作为当时重要的秘密基地，正在日夜赶工，通过熔炼民间的散碎金银来生产国家级储备金，就是在这种能饿死人的严峻光景下，那一块被盗走的黄金，不仅仅是贵金属，更是老百姓嘴里的救命粮。   这起惊天大案发生后，连北京的周恩来总理都被惊动了，造币厂哪怕稍微有点动静都会报备市委省委，可见案情之重，谁能想到，那一夜凿开厂房墙壁、盗走“救命金”的元凶，竟然就是当时厂里的“模范夫妻”。   丈夫关庆昌不仅是生产管理科的副科长，在人前更是一副儒雅随和、吃苦耐劳的党员形象，妻子黄淑珍虽然有顺手牵羊爱占小便宜的坏毛病，但也掩护得极好，他们太了解工厂的运作规律了，哪怕黄金已经入了库，只要抓住保安巡逻的漏洞。   再加上一个周密的“迂回战术”，一切似乎都神不知鬼鬼不觉，就在案发那晚，为了把戏演真，夫妻俩甚至上演了一出精妙的“不在场证明”大戏，既然选定了那个飘着小雨的周六动手，他们没有直接扑向仓库，而是先混迹于工友中间。   关庆昌特意去了趟人声鼎沸的澡堂，大摇大摆地把自己暴露在众人的视线里，而在这个盗窃的黄金时间点前后，两人甚至还若无其事地跑去和工友们跳舞闲聊，一边是在众目睽睽下的谈笑风生，另一边却是关庆昌趁机溜回厂房，用备好的羊角锤凿开墙洞。   精准地撬开了那个编号为100的箱子，这种大胆的心理博弈，让这对夫妻在事后面对警察的调查时，表现得无懈可击，甚至在黄金丢失后还能装模作样地帮忙寻找，但这出戏却苦了别人，当天负责清点入库的包装组组长郭家慧成了最倒霉的替罪羊。   因为那箱子是在她手里过的数，即便没有确凿证据，她还是因此丢了职务，连预备党员的资格都被撤销，就在无辜者背负骂名的时候，真正的罪魁祸首关庆昌夫妇却在家里搞起了更加诡异的操作。   为了不让这批赃物引起怀疑，他们竟然主动向厂里打报告，以“发扬风格、把好房让给群众”为理由，硬是从原本舒适的小楼搬到了偏僻破旧的农村平房，这种看似高风亮节的举动，实则是为了给那个见不得光的秘密寻找一个更安全的掩埋之地。   整整十九年，那块带着特殊编号的黄金就这样像幽灵一样被压在箱底，而贪欲也把这两口子压得喘不过气，直到改革开放初期，金价飙升的消息像钩子一样勾起了他们压抑多年的贪念，关庆昌自己在银行外面不敢露面，却指使妻子带着金子去试探，心想着这么多年过去了。   只要切分处理或许就能蒙混过关，但他们低估了“天网恢恢”这四个字，那块带有明显工业印记的高纯度黄金，一经露面就自动“报警”了，就在关庆昌还在银行外做着拥有36万巨款美梦的时候，等候在贵宾室里的早已不是钞票，而是冰冷的手铐。 信息来源：文史月刊2010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