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夏天，台北一间老茶馆里，91岁的谷正文坐在藤椅上。
阳光透过窗棂落在他布满皱纹的手上，记者问起六十年前的吴石，他沉默了足足半分钟，才开口。
那年是1950年初冬，台北总飘着冷雨。
国防部大楼的走廊比往常更安静，吴石穿着海军中将制服，领口的金穗被雨水打湿了一小块，他刚把一份标着“绝密”的文件锁进公文包，转身就被几个穿黑风衣的人拦住。
谷正文那时才三十出头，在保密局当审讯组长。
别人都说他审人有一套，软的硬的都试过，没有撬不开的嘴。
可吴石被押进审讯室那天，他心里突然有点发沉——这人坐得笔直，手铐在手腕上磨出红印，眼神却像结了冰的湖面，一点波澜都没有。
头三天，谷正文没问出一个字。
他把吴石的官职摆出来，说只要认个错，参谋次长的位置还能坐；又把案卷堆在桌上，说同党都招了，就差他一句话。
吴石只是盯着墙角的蜘蛛，过了会儿才说：“我穿这身军装那天，对着国旗宣过誓，要对得起穿军装的人。”
第五天，谷正文换了法子。
他让人把吴石妻儿的照片拿来，照片是从香港寄来的，孩子穿着小棉袄，妻子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背景里还有棵开得正旺的紫荆花树。
“你不说，他们在香港的日子不好过。”谷正文把照片推过去，声音压得很低。
吴石的手指碰了碰照片上孩子的脸，指尖抖了一下，可再抬眼时，那点柔软又藏起来了：“我是军人，不是丈夫——军人的本分，是护着更多人的家。”
后来的审讯室总飘着烟味，谷正文一根接一根地抽，吴石就那么坐着，从天亮到天黑。

有时候谷正文突然拍桌子，他眼皮都不抬一下；有时候故意让看守大声骂他“叛徒”，他反而笑了，说：“你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背叛。”
六十年后谷正文还记得，有次他问：“就不怕死？”吴石看着窗外，台北的冬天难得有太阳，光落在他肩上，像给他镀了层金边，他说：“怕就不做了。”
1950年6月18日，马场町刑场的风特别大。
吴石穿着被捕时那身制服，领口的金穗补好了，只是脸色比之前更白。
行刑的人让他跪下，他没动，反而挺直了背，声音被风吹得有点散：“我是中国军人，死也要站着。”
枪响的时候，谷正文正在办公室整理案卷，笔尖突然断了，墨水在纸上洇开一个黑团，像滴在雪地里的血。
有人说吴石傻，放着中将不当偏要走险路；有人说他是英雄，在最关键的地方替对岸撑住了腰。
谷正文后来审过更多人，有的哭着求饶，有的骂着街反抗，可他总想起吴石——那个连死都站得笔直的人，身上有种他在别人那儿从没见过的东西。
六十年了，他怎么还记这么清楚？
老茶馆的服务员来添水，谷正文摆摆手，指着桌上的茶杯说：“刚沏的时候烫嘴，放凉了才品得出味儿。”
就像吴石那句“我是军人”，当年听着像堵墙，后来才明白，那墙后面，是比命还重的信。
记者要走的时候，谷正文突然又开口。
“他是真正的军人，也是我这辈子最难审的犯人。”
还是那两句话，说得轻得像片羽毛，可落在心里，比六十年前的枪声还沉。
窗外的阳光移了位置，照在他手背上，那些皱纹里，好像还藏着当年审讯室的烟味，和1950年初冬那场没停的冷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