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新四军情报员周迪道被捕后，很快就投降了，就在他的领导伤心愤怒时，却收到了他的来信，信中说：“日军争取我投降，我无法逃脱，只能将计就计！”   周迪道，浙江诸暨人，家境贫寒，1939年新四军挺进浙东后，他主动投身抗日洪流。因精通日语、熟悉浙东地形，且机智果敢，很快被调入情报系统，成为负责日军动向侦察和核心情报传递的关键人物。   到1944年，他已升任浙东行政公署南山财经委主任，同时肩负着为游击队筹集800万军费的重要任务，是根据地不可或缺的“多面手”。   1944年3月，周迪道前往指定地点接应一名携带日军“清乡”情报的内线，但由于叛徒告密，他早已被敌人盯上。   当周迪道踏入约定的茶馆时，早已埋伏在此的日军宪兵队和伪警察一拥而上，将他团团围住，寡不敌众的他没能突围，最终落入敌手，被押往宁波日军宪兵司令部。   被捕后的周迪道，经历了日军残酷的审讯。老虎凳、辣椒水、烙铁烫等酷刑轮番上阵，日军逼他交出根据地位置、军费藏匿点和地下交通网信息。   但他始终咬紧牙关，未泄露任何核心机密。   见硬的不行，日军又换成利诱手段，许诺封他为“县情报科科长”，给予高官厚禄。   周迪道深知，硬抗下去迟早会被折磨致死，而自己肩负的任务还未完成，他灵机一动，决定假意“屈服”，趁机打入敌人内部。   在日军放松警惕的间隙，他悄悄找到机会，用米汤在衣角写下密信，通过地下交通员辗转送达根据地领导手中。   谭启龙和何克希接到信后，迅速批准了他的潜伏计划，还决定支持他组建秘密情报小组，让这场“假投降”发挥最大价值。   “投降”后的周迪道，化名朱人达，被日军任命为宪兵队1号密探，跻身“八大密探”之列。   为了更好地掩护身份、开展工作，他按照组织指示，组建了代号“400”的反间谍工作小组，自己担任组长，代号401。   小组最初有6名成员，后来逐渐扩展到9人，20岁的新四军战士徐笑奇（化名徐国芬，代号406）假扮他的“姨太太”，其他成员则潜伏在日伪各部门，以朱家为秘密联络点，通过打牌、串门等名义传递信息、商议任务。   为了获取日军的彻底信任，周迪道和小组成员上演了一出出“好戏”，他们会给日军提供一些“货真价实”但已失效的情报。   比如告知日军“新四军指挥员昨日渡江前往某地”，但等日军派兵围剿时，就会发现，确有其事，但指挥员恰好“因故”外出。   日军每次行动都扑空，却总能证实情报内容的真实性，对周迪道的信任也日益加深。   他还故意在与日伪军赌博时输钱，甚至假装抢劫百姓还债，事后再悄悄补偿，以此塑造“贪财好色、不务正业”的汉奸形象，让敌人彻底放松戒备。   潜伏期间，周迪道和“400小组”完成了多项惊险任务，1944年底，组织要求他们将一批上海地下党筹集的炸药运回四明山根据地，用于制造手榴弹。   周迪道借着与日本特高课课长木场同游上海的机会，将炸药藏在女式皮箱中，让徐笑奇提着。   在火车站遭遇严格检查时，他急中生智，把箱子塞给木场，谎称是“走私货物”，许诺事后分赃。凭借木场的特殊身份，炸药成功躲过检查，安全送达目的地。   除了传递情报、运送物资，周迪道还利用职务之便营救战友，1944年8月，他机智地营救了浙东区党委城市工作特派员竺扬出狱。   得知地下党联络点“新生书店”暴露后，他及时通知经理、鄞县城区区委书记吴唐华转移，让日军的突袭计划落空。   小组成员也各展所长，潜伏在伪政保局伙房的陈婕（代号408），利用就餐时人多嘴杂的机会搜集信息。   张黎（代号407）则借着替情报课长代拆文件的便利，获取了日军“扫荡”三北根据地的重要情报，及时传递给组织，让根据地提前做好防备。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投降，战局发生根本性转变，周迪道和“400小组”抓住机会，开始策反日伪军。   由于平时“为人处世”获得了其他密探的信任，再加上日军败局已定，有60多名日本宪兵密探愿意跟随他们投奔新四军。   8月16日，周迪道带领小组全体成员和反正人员共60余人，乘坐两艘汽艇前往四明山根据地。   日军宪兵队头目大场、铃木不仅没有阻拦，还赠送了两部电台、2挺轻机枪和大批武器作为“临别赠礼”，甚至写信表达对新四军的钦佩。   谭启龙特意亲笔写信欢迎他们胜利归来，长达一年零三个月的潜伏生涯，就此圆满落幕。   抗战胜利后，周迪道没有停下战斗的脚步，解放战争时期，他投身渡江战役的情报工作，深入国民党江防沿线，搜集兵力部署、工事分布等关键信息，为解放军顺利突破长江天堑提供了重要支撑。   “400小组”用过的那只藏炸药的皮箱，后来被徐笑奇的子女捐赠给新四军纪念馆，成为国家一级文物，静静诉说着那段惊心动魄的潜伏岁月。   参考信源： 日本宪兵队里的新四军400小组：潜入“魔窟”建奇功 2020-09-01 甬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