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衷有没有办法稳住西晋政局？ 这问题得从他接手的摊子说起。太康年间的繁华随着司马炎驾崩迅速褪色，290年继位的惠帝面对的不是盛世遗产，而是烫手山芋：宗室内讧的暗潮、胡汉杂居的关中、外戚杨骏的专权。 传统史书总以"何不食肉糜"定调他的愚钝，却忽略了一个细节——这位被认为"智力不足"的皇帝，在太熙元年即位诏书里亲笔写下"思与四海之内，同休息焉"，这不是白痴能吐出的治国愿景。 先看他的民族政策。继位次年，关中异族比例已达"华戎各半"，这比父亲司马炎时代更棘手。司马衷没有照搬江统《徙戎论》的激进，而是选择"分批迁徙小部族"：将并州朔方的氐羌小部落北迁至拓跋部控制区，既避免激化大族群矛盾，又借拓跋部忠诚巩固草原防线。 这种策略在元康四年初见成效——当秦雍大旱引发齐万年叛乱时，已迁徙的小部族未参与，关中叛军规模被压缩至数十万（若全族叛乱可能翻倍）。 平叛过程中，他重用索靖、李矩等将领，周处战死后亲赐谥号、厚恤其母，这种政治安抚比单纯军事镇压更有效，两年内瓦解了裹挟饥民的叛军。 再看他与贾南风的共生关系。永平元年政变诛杀杨骏，看似贾后专权，实则是司马衷默许的权力重组。贾南风虽狠辣，却延续了武帝时期的"亲信+宗室"平衡：重用张华、裴頠等士族，压制司马亮、司马玮等宗王。 史载元康年间"虽政出群下，而纲纪粗立"，洛阳米价稳定在每斗30文，这绝非"白痴皇帝"能维持的局面。司马衷的"无为"恰是一种政治智慧——他清楚自己的短板，放手让专业团队治理，换取了近十年的表面安定。 问题出在宗室分封制的死穴。司马炎大封27个同姓王，本意拱卫皇权，却埋下割据隐患。司马衷不是没尝试过制衡：元康九年，他默许贾后废太子司马遹，深层原因是太子生母谢玖出身卑微，无法平衡贾氏与宗室的张力。 永康元年赵王伦政变，司马衷被软禁金墉城时，仍保留着"嵇侍中血"的御衣，这不是作秀，而是对忠诚的记忆。 他后来重用司马腾镇并州、司马模守关中，试图以宗王镇守要地，却忘了这些王爷本身就是八王之乱的主角。 最被忽视的是经济底牌。太康年间的"户调式"让西晋积累了大量粮食，元康六年关中饥荒，司马衷果断开仓赈济，一次就调发500万石粟米。 这种魄力需要对国库的精准把控，绝非弱智能为。他在西域设立晋昌郡，迁徙中原灾民屯垦，既缓解内地压力，又巩固边疆——这些政策若持续十年，或许能改变"关中饥则天下乱"的困局。 但致命的是时间。司马衷48年人生，23年太子、17年皇帝，却始终困在"皇帝-宗室-外戚"的三角绞杀中。 当成都王颖在荡阴之战中射伤他的面颊，这位45岁的皇帝捂着伤口说"勿伤吾民"，这不是傻，而是对皇权本质的模糊认知——他始终没明白，西晋的崩塌不是因为他傻，而是制度性的绝症：宗王领兵的藩镇化、胡汉混居的治理失序、士族门阀的离心离德。 假设他能早十年迁都许昌，效仿光武帝"强干弱枝"；假设他在元康年间果断削夺宗王兵权，以外戚（如贾氏）制衡宗室；假设他在齐万年叛乱后彻底推行"华戎分治"……这些假设都需要一个前提——他不是史书里的"白痴"，而是有正常政治判断力的君主。 吕思勉说"史传绝不足信"，胡三省叹"孰谓帝为戆愚"，这些质疑指向一个真相：司马衷的悲剧，在于他被推上了无法驾驭的位置，用有限的能力修补着溃烂的帝国，却终究败给了历史的惯性。 当307年毒饼入口时，这位被后世嘲笑的皇帝，或许终于明白了父亲司马炎临终前的目光——那不是对傻儿子的失望，而是对一个注定崩塌的时代的无奈。 西晋的政局，从来不是某个人能稳住的，它需要的是制度性的重生，而司马衷，不过是坐在火山口的守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