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给雍正留2716万，雍正给乾隆留3453万，那乾隆给嘉庆留了多少 康熙驾崩那年，国库剩2716万两，这数字放现在听着吓人，可在当时真不算多。老爷子在位61年，平三藩、收台湾、打噶尔丹，哪一仗不烧钱？加上晚年倦怠，底下官吏贪腐，收税都收不上来，到雍正接手时，户部银库里的铜钱都长绿毛了。 雍正当了13年皇帝，天天熬夜改奏折，推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逼着官员交回贪污的银子，硬生生把国库攒到3453万两。这钱来得不容易，全是从官僚系统的牙缝里抠出来的，连河南黄河决口，雍正都舍不得动用国库，宁可让官员捐俸银救灾。 轮到乾隆接手时，国库底子厚实，加上他赶上好时候——雍正朝留下的军机处高效运转，摊丁入亩让种地的老百姓敢多生孩子了，人口涨到3亿，税收自然水涨船高。 乾隆前40年确实会赚钱，对准噶尔用兵打通西域商路，关税翻了几番；江南织造局的绸缎远销海外，赚来的银元堆成山。最夸张的是乾隆三十七年，国库银子涨到7800万两，比雍正时期翻了一倍多。但这钱来得快，花得更快。 乾隆爱打仗，自称“十全武功”，打缅甸、打越南、打大小金川，每场仗都得花上千万两。最败家的是打大小金川，2万多清军打3万藏族土司，打了五年，花了6000万两，相当于全国一年的赋税。打仗要钱，修园子更烧钱。 圆明园扩建时，光买太湖石就花了200万两，苏州工匠的工钱按日结算，一天就是普通百姓一年的口粮钱。乾隆六下江南，每次随行2000人，运河两岸搭彩棚，扬州盐商为接驾，一夜之间把瘦西湖填平种荷花。这些钱表面上是商人捐的，最后都摊到百姓头上，苏州织造局为凑南巡经费，把绸缎税提高了三成。 更要命的是乾隆朝的腐败。和珅当户部尚书时，发明了“议罪银”，官员犯了错，交点钱就能免罪。山东巡抚国泰贪污库银200万两，最后交了80万两议罪银了事。这规矩一开，当官的都琢磨着怎么捞钱补窟窿，河南巡抚毕沅把黄河防汛款挪用修书院，被查出来后，交了100万两议罪银就没事了。这些钱看着进了国库，实则都是寅吃卯粮，把未来的税都提前收了。 到乾隆退位时，国库账面还有6939万两，比雍正留的多了一倍。但这钱里水分大啊！各省上报的库存银，很多都是空账。嘉庆元年，湖北巡抚奏报库银120万两，实际打开银库一看，只有30万两，剩下的全被历任官员借走了。 更麻烦的是乾隆后期的白莲教起义，从湖北蔓延到五省，镇压三年花了2亿两，相当于国库十年的收入。这些钱都是从乾隆留下的底子里掏的，等嘉庆亲政时，账面6939万两，实际能动用的不到3000万两。 乾隆留给嘉庆的，不只是银子的数字。雍正朝建立的火耗归公制度，到乾隆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地方官收税时，火耗加到三成，老百姓种地都赔本。盐政本来是肥差，乾隆朝为了凑军费，把盐引卖到泛滥，两淮盐商欠税1000多万两，最后都成了坏账。 最致命的是人口爆炸，乾隆年间人口从1.4亿涨到3亿，土地没增加，粮食不够吃，湖南、四川年年闹饥荒，赈灾的钱像填无底洞。 嘉庆接过的6939万两，就像个吹起来的气球，看着大，一戳就破。他亲政后杀了和珅，抄出8亿两银子，可这钱补上白莲教的窟窿后，国库又空了。 等到道光年间，英国人打过来，想调兵都拿不出军费，这才发现乾隆留下的“盛世”，其实是个华丽的空壳。康熙攒的是底子，雍正攒的是规矩，乾隆攒的是数字，可数字背后的窟窿，够清朝赔上好几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