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日军严禁公开的照片，但被日本国内反战人士泄露了出来，我们才得知照片后的壮举，才知道上面的中国男子是如此的有血性。   1937年12月3日，上海南京路的石板路上铺满日军的皮靴印，这些刚从淞沪战场撤出的士兵，踩着三个月前中国守军的血迹，在刺刀威逼下强迫市民围观“入城式”，24岁的排版工人孙景浩混在人群里，掌心的两枚土制炸弹被体温焐得发烫——它们是用修机器的弹簧、火药和铁钉连夜焊成的，扳机缠着妻子陪嫁的红头绳。   淞沪会战的硝烟尚未散尽，从8月13日到11月12日，70万中国军队用血肉在苏州河两岸筑起防线，孙景浩每天在印刷厂赶印《申报》号外，亲眼见过闸北火海中秋毫无犯的女学生救护队，也见过南市难民所里抱着亡母照片的孩童，当11月12日日军入城时，他躲在阁楼里，透过气窗看见日本兵把“大东亚共荣”的横幅挂在自家印刷厂门口，油墨味里混着血腥。   这场所谓的“祝捷游行”，是日军精心策划的震慑戏码，装甲车开道，军官坐骑的马靴上还沾着宝山守军的血，路两侧的店铺被迫挂起太阳旗，刺刀尖抵着市民后背逼他们鼓掌，孙景浩在人群中数到第17辆军车时，终于看清车辕上那个挂着中将领章的身影——正是半个月前在《申报》上见过的攻城指挥官，三个月前，这个指挥官的部队在罗店被中国军队反复冲杀，如今却骑着高头大马招摇过市。   “嗡”的耳鸣声突然盖过了军号，孙景浩想起三天前在苏州河边遇见的伤兵——那个来自四川的小个子士兵，肠子流出来还攥着半块上海面包厂的饼干，说“下辈子要当上海人，天天吃甜面包”。   他摸了摸藏在长衫里的炸弹，焊点刮破了内衬，渗出血珠，这不是他第一次参与行动，早在10月，他和印刷工会的工友就给四行仓库送过油墨桶改装的燃烧弹，看着谢晋元的孤军在对岸升旗时，他在苏州河的芦苇丛里哭过。   第一枚炸弹在距离指挥官三米处炸开时，南京路的地砖碎成齑粉，孙景浩没料到自制火药的威力如此之猛，飞溅的铁钉当场掀翻两个卫兵，战马受惊嘶鸣着冲进店铺，混乱中他看见指挥官的军刀跌落尘埃，血从肩章渗出，却被卫兵拖进装甲车，第二枚炸弹是瞄准车轮扔的，这次他算准了抛物线，却在扣动扳机时被日军的子弹击中腹部。   倒在血泊里的瞬间，孙景浩听见人群的惊叫混着日语咒骂，他看见几个日本记者举着相机冲过来，镜头里映出自己染血的长衫——内衬上还绣着妻子去年绣的“平安”二字，针脚歪歪扭扭的，因为她总说“等打完仗要学认字”，日军士兵踢开他的手，扯开衣襟搜查，除了半张被血浸透的《申报》号外（头版标题是“四行仓库八百壮士退入租界”），一无所获。   这张记录他最后姿势的照片，当天就被日军新闻部列为禁品，他们害怕世人看见：这个被鲜血浸透的中国工人，至死保持着冲锋的姿态，右手还攥着半枚未引爆的铁钉，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才有反战人士从军部档案里翻出这张照片，背面的日文批注写着“恐怖分子”，却盖不住孙景浩眼里的光——那是淞沪战场上70万守军共同的眼神，是闸北废墟里拾回课本的孩子的眼神，是苏州河底沉沙中未生锈的子弹的眼神。   没人知道孙景浩是否属于某个组织，他的工友只记得，这个爱看《呐喊》的年轻人，总在排版时偷偷把“亡国奴”排成“亡——国——奴”，他死后三天，妻子在阁楼发现他藏的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着：“他们说上海失守了，但闸北的火没灭，四行的旗还在飘，印刷厂的铅字都是子弹。”这些铅字后来被熔化，做成了新四军的手榴弹。   淞沪会战的意义，从来不止于军事数据，当孙景浩的血渗入南京路的石板，当70万守军的尸体筑起长江防线，侵略者终于明白：这个民族的抵抗，从来不是靠某个党派或军队，而是每个攥着铅字的工人、每个藏着弹弓的孩童、每个在废墟里埋下种子的老农。   日军可以封锁一张照片，却封不住千万个孙景浩眼里的光——那是比卢沟晓月更亮的火种，是比黄浦江浪更猛的怒潮，是一个民族在绝境中挺直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