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国军上将陈仪被押去刑场枪毙，监刑的蒋鼎文给他送来酒菜，陈仪却说：“不必了，若念旧情，给我个痛快，子弹往头上打！” 陈仪这辈子做得最冒险的事，可能就是1949年春天那封密电。 当时他刚当上浙江省主席没多久，看着辖区里因为打仗闹得民不聊生，心里头不是滋味。 本来想通过和平起义保住浙江百姓，暗中给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发了封密电，劝他认清形势率部投诚。 谁能想到这个汤恩伯，竟是陈仪一手提拔起来的人。 早年间汤恩伯没钱去日本留学，是陈仪掏的腰包；回国后没工作，又是陈仪推荐他进了革命军；后来还把自己的干女儿嫁给了他，论情分算是亲上加亲。 按理说这种过命的交情，就算不答应也该当面商量，可汤恩伯接到电报后连48小时都没等，直接把密电副本送给了保密局。 事情到这儿就已经没法收场了。 1949年2月汤恩伯以开会名义把陈仪骗到上海，刚下火车就被扣押。 说实话这时候国民党内部也不是没人想保他，何应钦以同学身份推脱审判，钱大钧干脆装病住院，最后还是顾祝同硬着头皮接了这个案子。 庭审的时候陈仪倒挺硬气，法官问他认不认罪，他只说“我为浙江百姓请命，何罪之有”。 蒋介石对这事看得特别重，一开始顾祝同判了15年有期徒刑，结果蒋亲自改成“枪决”。 据说侍从室档案里还留着当时的批示，大意是陈仪身为党国元老还通敌，不杀不足以警示其他人。 1950年6月18日那天，蒋鼎文带来的送行酒被陈仪推到一边，他说“人死如灯灭，喝酒没用了”，最后要求子弹打头部，算是保留最后的尊严。 汤恩伯虽然靠出卖恩人换来了暂时安稳，可日子并不好过。 到了台湾后军政界没人待见他，申请任何职位都被驳回，同僚背后都说他“卖恩求荣，不可共事”。 1951年他老婆带着孩子去了美国，公开说要跟他断绝关系。 更蹊跷的是1954年他在日本做手术，明明是个小手术却死在了手术台上，临终前嘴里还喊着“陈仪公，我对不起你”。 如此看来，陈仪和汤恩伯的故事就像面镜子。 同样是面临抉择，陈仪选了他认为对百姓有利的路，哪怕赔上性命；汤恩伯为了自己的前途，把几十年的恩情踩在脚下。 后来有人研究这段历史，说汤恩伯的行为符合“极端利己主义人格”特征，把个人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 其实民国史上类似的事不少，1933年吉鸿昌被抓后，无论怎么拷打都不肯指证冯玉祥；1948年傅作义听了邓宝珊的建议，和平解放北平成了功臣。 这些人和汤恩伯一比，更显出知恩图报的可贵。 说到底，权力场上的选择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底色，有些人就算过了几十年，还是能被历史记住他当初是怎么选的。 毫无疑问，陈仪之死不光是一个人的悲剧。 他用生命证明了理想主义者的风骨，也让汤恩伯的名字永远和“背叛”绑在了一起。 现在再看这段历史，最该记住的或许是：不管什么时候，感恩和忠诚都是做人的底线，谁要是为了利益突破这个底线，最后只会被自己的选择反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