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美去世后，他的母亲在整理遗物时，无意中翻到了手机备忘录里的一本“电子账本”。可电话打过去很多人都不认账..... 她满心希望这些受过儿子恩惠的人，能在这个家庭陷入绝境的时刻伸出援手。可一通通电话打出去，得到的却是拒绝、否认，甚至是拉黑。 无数个熟悉的名字背后，是冰冷的沉默与避而不谈的亏欠，那些曾在儿子生前仰赖他慷慨解囊的人，如今却纷纷装聋作哑，仿佛从未借过一分钱。 罗大美本名尚某锋，出生在河南许昌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他自幼聪明，热爱表演，一步步从打工仔走到舞台前，又借助短视频平台成了百万粉丝的反串网红。 直播间里，他身着老式戏服，唱念做打皆有功底，靠着带货收入养活全家。他从不炫耀生活，手机用了四年也未更换，戏服不过三百元一件，却毫不吝啬地把钱借给身边人。 有人认识他八年，说要创业开公司，他转账五十五万元没有一句犹豫；后辈演员交不上学费，他立刻垫三万元；有粉丝说要开店，他出资两万；邻居装修、学生还卡债，几千到几万不等的汇款，都在那本手机账本中留下了清晰记录。有的借款甚至没有任何备注，只凭一通电话、一次聊天，便毫无保留地转出。 这份毫无保留的信任，最终成为他人生的隐痛。 2023年7月5日晚，他被熟人杨恒以谈合作为由引诱至出租屋，遭到余金生、沙玉娇绑架并被胁迫转账两百余万元。事后，二人将其残忍杀害，并埋尸于红薯窖中。一个月后，家属报警才发现他已遇害。悲痛之余，母亲开始整理他的手机，才发现那本记录着二十三名借款人的账本。 她逐一拨通电话，有人否认借过钱，有人挂断后拉黑，还有人干脆关机失联。连那个借走五十五万的“好兄弟”，在接听电话后也矢口否认，之后再无回应。 更有甚者，在得知罗大美已去世后，反而反咬家属“太冷血”，指责他们“死者都不在了，还盯着这点钱”。 这些回应刺痛着母亲的心，也撕裂了那些善意背后的幻想。 账本不是纸质的，而是存在手机里的备忘录，加之微信和支付宝的转账记录形成了完整的借款链条。这些钱多是以“信任”为基础转出的，几乎没有借条。 罗大美曾说，熟人提借条太见外。他这样做，或许是出于对人性的美好期待，也可能是因为过去受过他人帮助后心怀感恩。但这样的“信任式借款”，在他离世后却变成了追债路上的最大障碍。 母亲开始尝试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最大的一笔借款——170余万元，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但诉讼之路并不轻松。大多数借款人始终不认账，仅靠转账记录很难证明“借贷合意”，借款人可能辩称为赠与或商务往来。因此，母亲不得不一边寻找聊天记录、语音证据，一边省吃俭用为诉讼筹钱。 这个家庭如今靠着1800元养老金和捡废品度日，还要偿还每月3000元的房贷。女儿一边读书一边打工，资助家庭的开销。诉讼费、律师费成了压在他们身上的沉重负担。曾经靠儿子撑起希望的屋檐，如今塌了一角，却无人来帮忙修补。 2025年12月5日，河南省高院二审维持原判，主犯余金生被判死刑，另两名同案犯分别被判死缓和十三年有期徒刑。 法院同时责令退赔赃款，但这些钱早已被用于赌博，基本难以追回。法律给出了审判，却无法追回那些被挥霍的善意。 罗大美的遭遇引发了大众的广泛共鸣。许多人在社交平台上怒斥欠债不还的行为，表达对“熟人赖账”现象的愤慨。也有不少人分享自己曾经历过的类似遭遇。他们说，最伤人的不是金钱的损失，而是信任被辜负的感受。有人感慨，比起凶手，那些借钱不还的人更令人心寒。 在法律专家看来，债权并不会因债权人死亡而自然消灭，家属可以依法追讨。但前提是要有完整的证据链。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语音通话等，都是关键的佐证材料。如果这些都不具备，即使开庭也容易陷入“口说无凭”的僵局。 此外，即便胜诉，执行过程中仍有诸多难题。被告可能隐匿财产，转移资产，导致法院裁定难以落地。 从某种意义上讲，罗大美并不是败在了罪犯手中，而是在他毫无保留的善意中，走到了人性的盲区。他没有做错什么，他的慷慨、他的热心、他的信任，本应是社会中难得的光。 但当这些光照进某些人的心里，却被冷漠与私利反弹了回来。那些曾经受益的人，在他遇害后集体沉默，让悲剧从一场谋杀扩展为一场信任的崩塌。 事件的背后，折射出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隐痛：民间借贷，尤其是熟人之间的借款，往往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靠的是情面，靠的是信任，但当情面失效、信任破碎时，法律的力量显得滞后而无力。在这样的结构中，受伤的往往不是借款人，而是那个给予善意的人。 善意固然可贵，但善意不能脱离规则。规则的建立，不是为了限制信任，而是为了守护信任不被滥用。 在追求温情与信任的同时，我们更应意识到：规则与证据，是守护善良的盔甲。只有将善意与制度并行，才能让帮助他人成为一件安心的事情。而对于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诚信不该是选择，而应是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