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悬崖上跳下去之后，他儿子去了北大读博，他女儿去了美国，再也没回来。
这事儿你说去哪说理去。
一个爹，用命换来的“调查中止”，结果呢？
我总觉得，那个只有高中学历，考了十年才当上律师的穷小子总统，骨子里就带着一股拧劲儿。
他想干的事儿，都太大，太干净了。
想把首都搬家，动富人的蛋糕；想削检察官的权，捅马蜂窝；想跟北边那个兄弟好好聊聊。
他就像个理想主义的书生，非要在泥潭里种出一朵莲花。
结果可想而知。
等他退休回村里，就想过点普通日子，骑车带孙女，种种地。
晚了。
脏水泼过来的时候，躲都躲不掉。一百万美元，说不清了。
他一辈子的清白，被人按在地上摩擦。
那不是调查，那是凌迟。对他那种自尊心比天高的人来说，比死还难受。
所以他跳了。
用最刚烈的方式，给家人画了条“安全线”。
我死了，你们总该放过我老婆孩子了吧？
这是他最后的盘算。
可这世上的事儿，哪有那么简单。
他死了，调查是停了，但“罪人之子”的烙印，啪一下，就刻在儿女脸上了。
儿子在国内待不下去，被公司派到中国，反而像是一种解脱。他跑去北大读了个博士。
你想想，这是多大的讽刺？在自己的国家被当成罪人的后代，却在另一个国度，成了最高学府的博士生。
这哪是读书，这是避难。
女儿更惨。
爹的命没能保住她。
官司还是打下来了，判了刑，缓刑。
在法庭上哭得稀里哗啦，有什么用呢？
从那一刻起，她在韩国，就已经“社会性死亡”了。走到哪都是戳过来的脊梁骨。
后来，她也走了。去了美国，彻底消失在人海里。
一个父亲的理想，最后的代价，是儿女的半生流离。
他以为他那一跳，是结局。
其实，只是另一个悲剧的开始。
这笔账，真的算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