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门生第一人--胡宗南 在黄埔军校一期学习时，胡宗南(1896~1962)就很出名。“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的说法甚为流行 1935年底，《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冒着风雪奔波数百里，来到陇南三十里铺采访胡宗南时，时任第一军军长的胡宗南正像伙夫一样住在北风呼啸的破庙里：我们到庙里去看看，他住的是正殿，门窗不全，正当着西北风，屋子里没有火炉，他又不睡热炕，身上还穿着单衣单裤，非到晚上不穿大衣，我看他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冻疮，而谈话却津津有味。他会他的部下，就在寺前山下的松林里，把地上的雪扫开，另外放上几块砖头，就是座位。记者有点奇怪，因问他：“人生究竟为的什么?”他笑着避开了这个问题没有答复，而却滔滔不绝的谈起他的部下，某个排长如何，某个中士如何，某个下士又如何，这样的态度倒使人有点茫然了。(范长江《中国西北角》，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然而，就蒋介石将抗日反共、屏障重庆这些关系到国民党统治命运的大事交给胡宗南，对他表示了最大的信任和期待而言，胡宗南没有能够完全满足蒋介石的预期。在他亲自坐镇的西安，八路军的七贤庄办事处源源不断地向延安输送人才、情报和物资 1940年秋，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在西安视察时对胡说：“蒋公以北伐第一军之基本部队授兄，并以最佳美援武器补充兄，兄宜做一件轰轰烈烈之事以报之，则今后之天下，兄乃能承其绪。兄如有此魄力，我愿共负其责。我告以计划。”这一“轰轰烈烈之事”就是率部突袭延安及陕甘宁边区。此论是否得到蒋的授意，无法证实，但以胡宗南的身份地位及其与蒋的关系，他应当明白中共是蒋的心腹大患，也应当知道蒋不会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直接下令进攻延安。从各为其主的立场说，一个真正称职的下属，应当做些上级想做而不敢做或不能做的事。如果胡要为蒋分忧，就应该如陈立夫所说，无须蒋的命令就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拿下延安。但胡宗南思想虽新，却没有胆量接受陈立夫的建议，错过了时机。陈对此感叹说：“宗南兄不敢冒此险，我知其虽有大志而无大胆，不可以有为矣。”(经盛鸿《胡宗南大传》) 1943年5月底，共产国际解散，延安整风进入“审干阶段”。蒋介石密电胡宗南：确悉，奸党连年整风，内争激烈，共产国际解散对奸党是沉重打击。他命令胡宗南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完成部署。胡宗南照办了，但拟定好的计划被外泄，延安对之公开谴责并做了相应的准备。在讨论“这一仗打不打”的会上，面对打与不打两种观点，胡宗南作结论：不能坐待指示，应为委座分忧，我们要主动提建议。委座原定闪击、偷袭。不料共产党采取非正规手段，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如仍按原计划进行，不但日军可能乘隙渡河，而且定会受到盟邦责难。……此时进军陕北，将给共党口实，损害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共产党。我们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 蒋介石也有不可解之处。虽然胡宗南在“制共”方面作为不大，但其获得的实力与权威却一再增强，所部多是国民政府军的精锐。在抗战后军事人物三鼎甲中，汤恩伯不能与之相比，只有老一辈的陈诚可与之平分秋色。然而，即使如此，胡宗南在国共争雄中也毫无建树。除1948年4月“泾渭河谷之战”差一点全歼彭德怀部主力之外，胡宗南所主导的西北战场是一连串的失败，1947年3月19日确实攻下延安，但其所得是一座空城。1949年11月败退西南，12月在川西全军覆没。陈立夫得报后恨恨地说：“大陆沦陷，胡之数十万大军，冰雪消融，一无作为，我为之浩叹不已。”国民党丢了大陆，胡宗南难辞其咎。 1947年10月，熊向晖的联系人之一王石坚在西安被捕，他们的上级李克农非常担心熊的安全，周恩来却指出:“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唇齿相依。胡宗南一定会压住。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那当然好。其实供不供，无关紧要……即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他不是爱护谁，是为了他自己，共产党员在他身边这么多年，还带你去打延安，保荐去美国，这件事捅出来，蒋介石饶不了他，同他有矛盾的陈诚这些人更会落井下石。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压着顶着，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结果确如周公所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