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义勇军第一支队在通化城内，抓获了3000多名日军俘虏，把他们押到冰河旁，政委一声令下，战士们将日寇一一刺死，塞进事先挖好的冰窟窿里。 那时候通化城里，光是日本人就有好几万。苏军撤走后，咱八路军接管了城市。咱们的政策大伙都知道，优待俘虏，只要你老老实实不惹事，咱们给饭吃，给活干。 为了恢复生产，咱们甚至还留用了大量的日本技术人员，比如医生、护士、工程师。 可咱们的仁慈，在某些人眼里，那就是软弱。 这里头有两个坏种，必须得提。一个是国民党通化党部的主任孙耕尧，另一个是原关东军第125师团的参谋长藤田实彦。 孙耕尧给藤田画了个大饼：只要你们帮我拿下通化，咱们就成立“中日联合政府”，保证你们日本人不被遣返，还能加入中国台湾籍，甚至可以保留武装。 于是，这两个各怀鬼胎的家伙，定下了一个名为“山河”的暴乱计划。 他们把暴乱的时间定在了1946年的正月初一凌晨4点。 因为咱们中国人都过年，警惕性最低。他们觉得，只要全城一断电，玉皇山上狼烟一起，几万日本人里应外合，通化城就是他们的了。 就在大年三十这天晚上，通化大街上，咱们的巡逻战士抓了个可疑分子，他居然戴着个国民党的袖标在大街上晃悠，一审全招了。 而且暴乱头目之一的刘靖儒，居然跑去策反咱们通化军区后勤部的军械股长沈殿铠。刘靖儒是沈殿铠的亲舅舅，他以为亲情能大过信仰。结果沈殿铠那是铁骨铮铮的汉子，假意答应，转头就把情报汇报给了上级。 这一汇报，咱们通化军区的政委吴溉之惊出了一身冷汗。 那时候通化城里的主力部队大部分都出城剿匪去了，城里空虚得很。吴政委当机立断，一是把孙耕尧这帮国民党特务头子先抓了毙了；二是赶紧把城外的朝鲜义勇军李红光支队给调回来；三是给所有能喘气的机关干部、勤杂人员发枪，准备巷战。 凌晨4点，全城电灯突然熄灭，玉皇山上三堆大火冲天而起。 暴乱开始了。 几千名日本关东军战俘，拿着早就藏好的机枪、步枪，甚至是从这几年私藏的武士刀、铁棍，嗷嗷叫着冲向了行政公署、公安局和通化支队司令部。 在关押日军指挥官的监狱，只有一个班的战士看守着100多名关东军佐级以上的高级军官。眼看外面的暴徒就要冲进来了，那个班长架起机枪对着牢房就是一顿扫射。这100多个日本军官，做梦也没想到，营救他们的枪声，成了他们的丧钟。 但最让人心痛、也是最让人愤怒的，是发生在通化野战医院的一幕。 暴乱信号一响，这帮平时看着温文尔雅的医生护士，瞬间变成了恶魔。 他们不是拿枪，而是拿手术刀、剪刀和针头。 当时医院里住着咱们100多名伤员，都是在抗战前线流过血的英雄。大年初一的凌晨，他们正在熟睡。这帮日本医护人员，悄悄摸进病房，趁着伤员毫无防备，用手术刀割喉，用毒针注射。 很多战士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死在了病床上。有的战士醒了，想要反抗，却因为重伤在身，被几个日本女护士按在床上活活捅死。 这一幕，彻底激怒了后来赶到的朝鲜义勇军。 当朝鲜义勇军冲进医院，看到满地咱们伤员的尸体，看到那帮手里还拿着带血手术刀的日本医生护士，眼睛瞬间就红了。 朝鲜义勇军对着那帮日本医护人员就是一顿突突，全歼了这帮披着白大褂的畜 生。 紧接着，通化城内的剿匪战斗进入了尾声。失去了指挥，又没有重武器的日军暴徒，在咱们正规军和义勇军的夹击下，很快就溃败了。 这一次，咱们抓了多少俘虏？3000多人。 那时候通化刚解放，粮食紧张，老百姓自己都吃不饱，还得养着这帮随时准备反咬一口的狼？再说了，看看医院里那些惨死的伤员，谁还能咽得下这口气？ 朝鲜义勇军的态度很坚决：杀。 朝鲜义勇军把这3000多名日军战俘押到了江边。为了节省子弹，也是为了解恨，方虎山和义勇军的干部们下了一个狠令。 战士们在冰面上凿开了一个个大冰窟窿。 战士们端着刺刀，把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关东军，一个个捅死，或者直接踹进冰窟窿里。 整整两天，江边的枪声、喊杀声就没停过。 那个暴乱的总策划藤田实彦，虽然没被当场打死，但他的下场更惨。咱们没杀他，而是把他装进笼子里，拉到通化百货大楼的窗口“展览”。 通化的老百姓，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他淹死。藤田实彦看着满街愤怒的中国人，看着那些被他忽悠去送死的日本兵的尸体，最后在监狱里羞愤交加，得病死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起“通化事件”，日本人那边一直挺委屈。 他们成立了什么“通化遗族会”，每年还要去靖国神社哭诉，说我们在通化“虐杀战俘”，甚至还想要什么赔偿。 但这帮人从来不提，是他们背信弃义在先，是他们恩将仇报在先，更是他们残杀我们的伤员在先。 那是战争，不是请客吃饭。在那个你死我活的年代，对于一群拿起武器复辟法西斯的暴徒，对于一群在手术台上挥刀杀人的魔鬼，只有冰冷的河水，才是他们最好的归宿。 那3000多个冰窟窿，埋葬的不只是日军的尸体，更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复辟的最后一点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