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评价胡琏，最有名、流传最广的是这一句：“胡琏所到之处，有敌无我，有我无敌。” 白崇禧的这句评价，不知国民党军政内幕的局外人初听会以为是赞誉，只有局内人才知道，这是白崇禧对胡琏的嘲讽与不屑，而且是有依据的。 1946年12月的宿北战役，胡琏的表现很不地道。 彼时，胡琏率领的整编第11师与戴之奇的整编第69师组成宿新兵团，奉命合击沭阳，两部同受徐州绥靖公署节制，实际战场指挥权归胡琏执掌。解放军集中兵力合围整编第69师后，戴之奇迭电求援，此时胡琏所部距被围友军仅十余里，且无解放军主力牵制，完全具备救援条件。然胡琏顾虑自身部队安危，仅派战斗力薄弱的整编第18旅作象征性进攻，稍遇阻击便仓促回撤，任由友军陷入绝境。 整编第69师全军覆没后，残部集体上书国民党当局控诉：“十一师近在十余里之间，又无共军之兵力牵制，不可谓之力量不及，乃不令一兵一弹赴援”，戴之奇自戕前更是痛斥“孰料革命军人打仗亦学滑头也。” 蒋介石命国防部二厅彻查，厅长郑介民的调查报告明确指出：“迨六十九师被围后，胡琏未驰援解围或作牵制战斗，致演成六十九师四面被围之战局”，这份结论成为胡琏见死不救的铁证。 有史料说，此战之后，白崇禧公开批评胡琏，根本不配称为名将。 两年后的洛阳战役，胡琏的抗命与玩忽职守更显荒诞。 1948年3月，解放军发起洛阳战役，守军邱行湘的青年军第206师陷入重围，白崇禧于战前一日便预判战局，急令驻守许昌的胡琏率整编第18军驰援，两地相距不过五日行程。然胡琏却将驰援军令抛诸脑后，率部行至登封时，竟与幕僚一同游览嵩山庙与少林寺，时任整11师师长杨伯涛在回忆录中直言“忙里偷闲，游览了这里的名胜古迹。” 这般游山玩水直接延误了行军，待其行至伊河岸边，恰逢暴雨导致水位暴涨，而此时距洛阳城仅三十里，邱行湘的求援电报早已堆满案头。胡琏部在河岸迁延两日，直至3月17日抵达洛阳时，邱行湘已兵败被俘，解放军早已主动撤离，白崇禧事后怒斥其“驰援不力，视同抗命”，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白崇禧开始讽刺胡琏“所到之处，有我无敌，有敌无我。”意思是说，胡琏在战场上不敢与强敌硬碰，专打滑头仗，经常在解放军出现时选择避战，只在没有危险，没有敌人的地方才积极表现。 白崇禧所言不假，同年6月的豫东战役，胡琏的避战抗命更趋明目张胆。 华东野战军奇袭开封后，蒋介石严令胡琏率部四日内驰援，彼时胡琏所部驻防漯河，完全有能力按时抵达。然其接令后当即复电，以“与中野交战伤亡八百余人，武器弹药不足”为由，要求整补后再出发，实则蓄意拖延。 蒋介石勃然大怒，严令即刻出击，胡琏虽勉强应承，却仍在原地磨蹭两日，直至6月19日才缓慢开拔，且行军路线刻意避开解放军阻击阵地，名曰“迂回增援”，实则避战不前。 当区寿年兵团被围、黄百韬部陷入困境时，胡琏部明明已突破中野阻击防线，却迟迟不向战场核心推进，最终坐视区寿年被俘、黄百韬部遭受重创，而其部直至粟裕大军撤围时，才勉强推进至淮阳、太康之间，所谓“驰援”不过是事后诸葛般的姿态。 因为这三战，胡琏的劣迹有目共睹，所以白崇禧后来坚决反对胡琏出任第十二兵团司令。 1948年国民党组建第十二兵团，该兵团以胡琏长期执掌的整编第18军为核心，辅以第10军、第14军等土木系主力，全军上下皆认为司令一职非胡琏莫属，黄维被俘后亦在回忆录中坦言“按常理当由胡琏出任”。然兼任华中“剿总”总司令的白崇禧却坚决抵制，在国防部会议上拍案怒斥：“胡琏这个人骄傲自大，不听指挥，最擅长的还是见死不救，要是让他当兵团司令，我华中地区的军事就没法统筹了！” 白崇禧向蒋介石列举胡琏两大罪状：其一便是战场三次见死不救，置友军于死地而不顾；其二为治军无方，其部军纪败坏，洛阳战役后竟发生士兵强抢民财、奸污民妇并报复村民的恶性事件，地方政府查证属实后，胡琏却矢口否认。 当然，白崇禧此举，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派系纠葛与指挥权之争，胡琏身为陈诚土木系核心将领，向来只听命于蒋介石，对华中“剿总”的命令屡有敷衍，白崇禧深知“若用胡琏，我华中剿总无法指挥”，而十二兵团归华中“剿总”节制，启用不听调遣的胡琏，无异于自缚手脚。加之何应钦等派系首领与陈诚积怨颇深，与白崇禧联手施压，蒋介石虽属意胡琏，却忌惮桂系与中央军的矛盾激化，最终被迫妥协，启用久离战场的黄维出任司令。 研读历史，我们有时候需要用一段确切的历史来审视那一些并不确切的历史。 关于白崇禧评价胡琏，网上还有一种说法很流行，说白崇禧晚年最佩服的人有两个，其中一个就是胡琏。 很显然，这种说法与白胡二人在历史关键节点的公开对立关系是严重不符的，据此可以基本判定，白崇禧最佩服胡琏说，是有悖真实历史的杜撰。 再说回胡琏，或者胡琏这一类的悍将，他们固然能打，很厉害，但这样的人往往也有致命缺点，那就是滑头，动不动要抗命，总跟老板耍心眼。 这也是胡琏后来始终没获重用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