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那通电话来得突然。 晚上九点多，窗外的雨正淅淅沥沥，手机屏幕上跳出他的名字时，我心里便是一咯噔。按下接听，寒暄不过两句，他便单刀直入：“你那套学区房，一年租金现在能有多少？” 我握着手机，一时没接上话。那套老房子，是当年父母咬牙买下，给我铺的路。如今我早已不住那里，租了出去，租金成了家庭一笔不大不小的补贴。我定了定神，反问：“大伯，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电话那头，他的声音带着一种精心计算过的、属于长辈的温和与不容置疑：“你堂哥的小儿子，聪聪，明年就该上小学了。那片学区好，你也是知道的。我们想着，得提前去给你租下来，订住。等现在那租户合同到期搬走，我们好顺顺当当地搬进去。都是一家人，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雨声潺潺，敲在玻璃上，也像敲在我心坎上。我听着，嘴里应着“是是是”，心里却像打翻了调料瓶，五味杂陈。肥水不流外人田，这话听起来亲热，裹着的却是一把精确衡量亲情与利益的尺子。 我眼前仿佛已经看见，挂了电话的大伯，转头便会用一种稳操胜券的语气，对堂哥一家宣布：“解决了，房子给他留着呢。”而我，则被轻轻放置在一个“自家人理应帮忙”的道德高地上，下不来，也不好意思下来。租金多少？怕是也不好按市场价开口了。提钱，伤感情；不提，伤里子。 这哪里只是一通简单的问询电话？这分明是当下社会风气的一个微缩切片。学区房，这三个字早就不再指向一套普通的钢筋混凝土空间，它成了一个战场，一个符号，一个家族资源能否代际传承的关键筹码，衡量着父母之爱的深度，甚至亲戚间的情分厚薄。 我想起上周路过那学区附近的中介门店。玻璃门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房源信息，价格数字一个比一个惊心。店里挤满了人，面容焦灼的父母，牵着懵懂孩童的手，反复询问着落户年限、房子面积、产权归属。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了急切、算计与疲惫的气息。一个母亲正激动地对着电话说：“只要能把名额弄进去，房子多破、多小都没关系，我们大人可以打地铺！”那神情，不像在买一处居所，倒像在抢夺一张通往未来的、唯一的诺亚方舟船票。 这疯狂的赛跑背后，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集体焦虑，像无形的鞭子，抽打着一代又一代人。优质教育资源的高度集中与稀缺，让房产异化成了一张昂贵的入学许可证。于是，亲情、友情，许多人际关系也在这种稀缺资源的挤压下开始变形。 就像我一位同事，老家亲戚的孩子想来城里读中学，看中他家所在的学区，想将户口“挂靠”过来。同事犹豫，怕惹来后续产权或责任的麻烦。结果老家电话里，长辈的责备劈头盖脸：“这点忙都不帮，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原本还算和睦的关系，瞬间蒙上厚厚的阴影。亲情的天平上，一端是难以承受的风险，另一端是“不顾血脉”的骂名，怎么选，都难两全。 还有更赤裸的算计。听中介朋友讲过，有兄弟姐妹为了争夺父母留下的一套学区房产权，闹上法庭，昔日的手足情分在判决书里碎成一地鸡毛。也有朋友之间，因为一方想“借”学区房名额，开出的“答谢”条件优厚到让另一方心动又惶恐，怕玷污了友谊，又怕错失了利益，友谊的小船在现实的巨浪里飘摇欲坠。 更普通也更常见的，是像我和大伯之间这种微妙的“亲情租赁”。不提市场价，是一种心照不宣的“亲情折扣”。这折扣打多少，全凭双方的默契与对情分的估值。可这估值，又是何等主观而脆弱的东西。一方觉得已仁至义尽，另一方或许觉得理所当然，甚至犹嫌不足。一次让步，可能就成了下次更大索求的铺垫。传统的亲情互助，在市场经济与资源焦虑的双重冲刷下，正在失去它原本淳朴的底色，变得计算精密、边界模糊，让人疲惫不堪。 挂了电话许久，雨还没停。手机屏幕暗了下去，又亮起，是堂哥发来一个憨笑的表情包，附言：“聪聪明年就靠小叔啦！”我看着，苦笑。孩子天真无邪的笑容，被放置在这成人世界复杂的利益与情感交割之上，显得格外沉重。 我尚未回复。我在想，该如何给大伯回话。是爽快答应，按亲情价留房？还是婉转提示，市场租金已今非昔比？无论哪种选择，似乎都难以避免那一丝尴尬与算计渗入血脉亲情之中。 这大概就是我们时代的某种症候吧。最宝贵的感情，正在被最现实的资源需求反复秤量。我们一边渴望并颂扬着无私的亲情与互助，一边又在无处不在的竞争与焦虑中，不自觉地为一切，包括情感，标上隐形的价码。就像我那套小小的学区房，它静静地伫立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却不知不觉，已成为照见我们亲情与世风的一面镜子，映出其中的暖色，也映出那些难以回避的、冰冷的折痕。 窗外，雨好像下得更急了。我拿起手机，字斟句酌地，开始给堂哥回复。每一个字，都敲得缓慢而沉重。我知道，我敲下的不只是一条信息，更是对这个时代，某种无奈而微小的回应。 有时候一些事情觉得很可笑，道德绑架在这个社会普遍存在，那么你被绑架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