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有个老师,叫艾跃进。 他说过一句话,我每次想起来,后背都发凉: “让工人下岗,还要人家从头再来,你们为什么不从头再来呢?” 你品品。 这句话能穿越几十年还扎得人心里发紧,不是因为嗓门大,是因为它戳中了最实在的公平——凭什么牺牲的总是那些拿汗水换饭吃的普通人?艾跃进这辈子没少说这种“扎心话”,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每一句都带着真性情,藏着对底层劳动者的疼惜。 他生在天津的工厂大院,父亲是机床工人,母亲在车间做钳工。小时候放学,他总蹲在工厂门口等父母下班,看他们满身油污地走出车间,手里攥着皱巴巴的工资袋,那是一家人的生计。 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下岗潮涌来,他亲眼看着隔壁张师傅——那个拿了半辈子先进奖状的老技工,蹲在墙根儿抹眼泪,手里攥着几千块安置费,连孩子的学费都凑不齐。 还有楼下李阿姨,以前在食堂做饭,下岗后推着小车卖早点,冬天冻得手肿得像馒头,还得提防城管。这些画面刻在他脑子里,后来站上讲台,就成了他放不下的话题。 在南开教书三十多年,艾跃进的课从来不用点名。阶梯教室挤得满满当当,连过道都站着人,有本校学生,有周边上班族,还有退休的老工人。 他讲课不绕弯子,拿着粉笔在黑板上一拍:“工人凭手艺吃饭,一辈子奉献给工厂,说下岗就下岗,谁考虑过他们的难处?”有学生问他“会不会得罪人”,他笑了笑,拿起桌上的搪瓷缸喝了口茶:“学者要是怕得罪人,还不如去卖白菜,至少不亏良心。” 他的讲义里夹着不少老照片,有下岗工人摆摊的场景,有老厂房拆迁的画面,每讲一个案例,都要追问一句“凭什么”——凭什么劳动者要为改革成本买单?凭什么制定规则的人能置身事外? 那句“你们为什么不从头再来”,从来不是抬杠,是最直白的叩问。当年多少工人,把青春耗在流水线、机床旁,手艺只够在工厂谋生,下岗后只能去搬砖、扫街、摆地摊,从头再来的背后,是一家人的温饱压力,是被时代抛下的无助。 可那些劝他们“从头再来”的人,大多握着铁饭碗,拿着稳定收入,从未体验过中年失业的恐慌,从未尝过放下尊严谋生的滋味。 这种双重标准,艾跃进在各种场合都敢点破,哪怕有人说他“不合时宜”,他依旧坚持:“公平不是喊出来的,是要让每个人都能在规则面前站得平等。” 艾跃进的可贵,不在于他说得多尖锐,而在于他始终站在普通人这边。 他会为了一个下岗工人的维权案例,查遍相关法规;会在讲座结束后,耐心解答退休工人的疑问;会把工人的心声写进研究报告,递到相关部门。有人说他“不务正业”,身为教授不好好做学术,却总管这些“闲事”。他反驳:“学术不是关在书斋里的文字游戏,是要解决真问题,要为老百姓说话。” 直到2016年他因病去世,学生整理他的遗物,发现书架上摆满了关于劳动权益、社会公平的书籍,笔记本上记满了下岗工人的案例和联系方式,有些页面还留着泪水打湿的痕迹。 现在再听这句话,依旧让人后背发凉。不是因为恐惧,是因为愧疚——我们或许早已忘了,今天的发展,是多少普通劳动者用牺牲换来的。 他们默默承受了时代的阵痛,却很少被真正铭记。艾跃进的话像一记警钟,提醒我们:任何时候,公平正义都不能缺席,普通人的权益都不能被轻视。 今天的我们,还需要艾跃进这样的人吗?当然需要。需要有人敢说真话,敢戳破虚伪;需要有人为弱势群体发声。 坚守良知底线;需要有人提醒我们,发展的意义,是让每个人都能活得有尊严。如果连为劳动者说话的人都没有了,那才是最可怕的事。 难道牺牲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就是发展的必然代价?难道“从头再来”,只该是底层人的必修课?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