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北大校长马寅初提出“计划生育”,顿时社会上舆论哗然。有人说: “他娶妻纳妾,生了八个子女,却叫我们计划生育”! 在那个年代,一个知名学者突然站出来说要控制人口增长,这事儿够新鲜。可私人生活一被扒,质疑声直接炸了:自己家孩子成群,凭什么对别人的生育指手画脚? 马寅初19岁遵父母之命,娶了家乡姑娘张团妹,没什么感情却凑活过了一辈子。1917年又和张团妹的侍女王仲贞结合,两房妻子共处,在民国的旧式家庭里并不稀奇。 他跟两任妻子共育八子,一子早夭剩七子,全生在1926年前。那会儿全国人口不足4.5亿,“多子多福”是刻在骨子里的执念,谁家孩子多都不算事儿。 1953年人口普查数据摆出来:全国6.02亿人,年均增殖率超20‰。这个数字,让研究经济的马寅初坐不住了。 1954年起,他借着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跑浙江,黄岩、乐清、嵊州的田埂全踩遍,眼里全是孩子多导致的粮不够吃、书没的读。 1957年7月5日,《新人口论》登在《人民日报》上,核心就说“人多钱少”,要“晚生少生优生”。 这话一出口,争议直接掀了天。不少人硬把它和马尔萨斯人口论绑在一起,骂它是资产阶级的歪理。 反对的理由五花八门。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农民觉得多生孩子就是多挣劳动力;学者担心人少了,工农业建设没人干活;更多人揪着他的婚姻不放,骂他言行不一。 他的理论确实有硬伤。眼里只盯着人口数量和经济的表面关系,压根没考虑人口结构、生产关系调整这些关键问题。 西方那套人口理论本就水土不服,套在中国国情上,自然漏洞百出。 而且,倡导节育也不是他首创。邵力子1922年就写文章说要节制生育,1953年还在政务院会议上提过。 1955年邵力子和卫生部长李德全找他聊过之后,他才下定决心写《新人口论》,不少观点都是别人早说过的。 1958到1960年,两次批判潮冲着他来,“攻击大跃进”“马尔萨斯翻版”的帽子往死里扣。 后来的事儿挺讽刺。70年代人口破8亿,粮荒、就业难找上门,国家还是推了计划生育,刚好应了他当初的预判。 可反过来,过度控量又埋了雷——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够用,这些新问题,恰恰戳中了他当年理论的短板。 评价这事儿,别搞非黑即白。他的主张有调研有数据,却缺了点全面的国情认知;反对的声音有偏见有执念,也藏着学术分歧和时代局限。 历史从来不是单选题,那些矛盾和争议,才是最真实的底色。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