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劣根性是中国人天生就有吗？李向安：靠现代法治手段刮骨疗毒】“劣根性”一词，常被用以描述某些被视为民族特性的负面行为模式，如奴性心理、旁观冷漠、不讲信用、自私短视或精神胜利法等。然而，这些特质是否真是与生俱来的民族基因？抑或是特定社会结构的产物？最近与知名律师李向安交谈这个话题，李律师尖锐指出：若想解决这个问题，得靠构建现代法治手段“刮骨疗毒”。鲁迅先生曾尖锐批判国民性中的弱点，他的杂文如匕首投枪，篇篇都指向民族劣根性；他在小说中塑造的人物，也都成为民族劣根性的典型形象。但依我看来，这些“劣根性”并不是民族基因所载天生就有的，而是社会环境的产物。这是在漫长的集权专制社会里，资源匮乏与规则缺位迫使个体形成的“自我保护策略”，或顺从权威以求生存，或漠视他人以避风险……，这种适应性行为也是一种“适者生存”，不然你就活不下去。把这种“适应”解读为民族特性，是没有看透这个病，当然也就不会治好这个病。这种“病”的病理来自于“压制型社会”，就像传染病一样，几乎人人皆有。例如，阿Q的“精神胜利法”常被视为民族劣根性的象征，但更深层次看，它是绝望处境下人类共有的心理反应，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保护”，并非中国独有。客观地说，如果没有这么点“精神胜利法”，人在被压迫下就会抑郁了，精神分裂了，甚至跳河轻生了，没了活路。因为人活一口气，这口气连阿Q式的发泄渠道也没了，还能活在这个世界吗？历史事实证明：所谓“劣根性”是社会环境的产物，而非先天注定。李向安律师强调：根治民族劣根性的良方，就是运用现代法治思想构建现代法治社会，用“法治”取代“人治”，推翻人压迫人、人看不起人的奴役世界，代之以“人人平等”，这种“劣根性”自然而然就消失了，这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人治的弊端在于权力腐败与规则随意性，而法治通过明确的法律框架，保障权利平等与救济有效。用句通俗话讲，即便蒙冤受屈了，有地方说理去，每个衙门都是“包青天”，老百姓怎么会有“劣根性”呢？依靠现代法治社会立法、司法与执法的协同，消除资源垄断与规则缺失，就能根除“劣根性”滋生的土壤。改革的方向，应是构建现代公民社会、现代法治社会的方向，这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也唯有“法治”才能巩固改革成果、稳定社会预期。当然，法治思想和法治精神的培育是任重道远的，构建法治社会需多管齐下。在制度层面，应坚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完善立法与司法独立，确保权力受到制约；在文化层面，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如群体和谐与伦理道德，同时摒弃“明君清官”的偶然性依赖；在教育层面，要从上到下培养公民守法习惯，让法治思维内化为行为准则。李向安认为，法治不仅是规则体系，更是思想精神信仰，它通过公平与正义的实践，重塑社会行为模式。当个体在法治框架下获得尊严与保障，所谓“劣根性”将自然消解。“民族劣根性”非天然存在，而是历史对社会结构的映射。中华民族是有着许多优秀传统美德的民族，相比其他民族有更多的优点。李向安律师的论断揭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出路：唯有构建现代法治社会，以制度之力根治系统性缺陷，方能实现民族精神的焕新。这不仅是治理方式的变革，更是文明进步的标志。（李向安律师：以无罪辩护、民商诉讼、替人翻案著称于法律界，已成功办理多起重大案件，具有良好综合素质能力。其“弘扬人性法治之精神，恪守做人做事之道德”之为人宗旨，赢得社会广泛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