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貌似根本不搭理中国，不管中国要求申请联合国什么事情，联合国貌似都不怎么搭理中国，只有到了向中国伸手要钱的时候似乎才想起中国。   按照联合国每三年调整一次的会费分摊规则，会员国的摊款比例主要依据经济规模确定，这原本无可厚非，但规则的执行却始终戴着有色眼镜。   中国的摊款比例从早年不足3%逐步攀升，2025年已达到20.004%，仅次于美国的22%，成为全球第二大会费贡献国，而当年联合国常规预算总额约37亿美元，中国需要承担的金额接近7亿美元，并且这笔款项中国始终全额按时缴清。   甚至在2025年10月全额划拨后，联合国还专门对此表达了谢意，这份自觉和担当在大国中并不多见。   可这份及时足额的付出，并没有为中国换来对等的尊重和话语权，反而在涉及核心关切的议题上屡屡被边缘化，只有当联合国陷入资金困境需要“输血”时，才会想起这个从不拖欠费用的会员国。   最直观的反差莫过于核裁军议题上的表决困境，日本主导的核裁军提案明显带着对中国的不公指向，明知道中国的核力量规模远小于美俄，却强行要求中国与美俄执行同等标准的核力量削减。   这种无视各国安全环境差异的不对等要求，本应在公平原则下被否决，可事实却是该提案以147票的高票顺利通过，中国的反对意见完全被无视。   值得玩味的是，日本主导的这类带有倾向性的废核决议案已经连续23年获得通过，期间即便内容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比如刻意强化日本“战争受害者”形象而回避其加害者历史，依然能得到多数国家的支持。   这种表决结果背后，显然是西方主导的话语权在发挥作用，而作为缴费大国的中国，在这类关乎自身安全利益的核心议题上，却连基本的平等发声权都难以保障。   反观那些常年拖欠会费的国家，却能在类似议题上拥有足够的影响力，这种对比足以让人看清联合国决策机制中的不公本质。   联合国秘书处的职位分配更是将这种双标摆上了台面，作为联合国的行政核心机构，秘书处职员的国籍分布本应与各国的贡献相匹配，可实际情况却相差甚远。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现有秘书处职员435名，仅需再增加108名就能满足适当幅度要求。   要知道，中国的会费摊款比例已经达到20%，而美国虽然摊款比例22%略高，但截至2025年累计拖欠的会费已经超过30亿美元，其中常规预算欠费15亿美元。   在维和行动这一体现大国责任的领域，中国的付出与回报失衡同样明显。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是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截至2025年7月，累计派出维和官兵4.9万余人次、警察2700余人次，目前还有1800余名维和人员在8个任务区执行任务。   而中国承担的维和摊款比例也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可就是这样一个在维和行动中“又出钱又出力”的国家，在维和相关的决策中却难以拥有与之匹配的话语权。   讽刺的是，由于美国长期拖欠维和费用，联合国陷入严重的资金短缺，不得不计划在全球9项维和行动中削减约四分之一的人员，涉及1.3万至1.4万名维和人员和警察，这些因美国欠费导致的后果，却要让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负责任国家共同承担。   要知道，美国2025年的军费预算超过8000亿美元，却连每年应缴的联合国会费都刻意拖欠，甚至通过国会立法限制维和贡献比例。   而联合国对此却拿不出任何有效的硬措施，只能靠中国等国家的足额缴费来填补资金窟窿，这种“软的捏、硬的怕”的处事逻辑，彻底暴露了其机制内的双重标准。   中国从早年的低比例缴费到2025年的20.004%，摊款比例的攀升背后是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也是中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的体现。   中国代表多次在联合国强调，会费分摊应当全面考虑各国的支付能力，避免让发展中国家承担过重负担，这一合理诉求却始终未被真正采纳。   反观美国，凭借其历史形成的话语权优势，即便常年欠费，依然能在联合国的各项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可以通过拖欠费用来施压，影响联合国的决策走向。   2025年联合国出现严重的预算缺口，美国的欠费直接导致总部运转困难，中国及时足额缴纳的近7亿美元会费帮联合国缓解了危机，可这种“救急”式的付出，并没有换来联合国在核心关切议题上的支持，反而让中国陷入了“越缴费越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这种“需要钱时想起中国，涉及利益时忽视中国”的现状，不仅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更让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公平公正沦为空谈。   当缴费多少与话语权强弱脱钩，欠费与否与责任追究无关，这样的联合国决策机制，自然难以让真正负责任的国家感受到应有的尊重，而这种双标带来的信任危机，最终损害的只会是联合国自身的权威和全球治理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