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闹大了，徐湖平被42人联名举报，控诉他这个南博院前院长的恶行：把文物鉴定成赝品，再通过自己主管的文物商店低价卖给“自己人”，大发不义财！ 一纸泛黄的拨交单上，南京博物院前院长的签名清晰可见，而当年被他批准以6800元卖出的“仿品”，如今正在拍卖行挂着8800万元的价签——徐湖平需要解释清楚！ 一纸泛黄的拨交单上，时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的徐湖平在“批准人”一栏签下自己的名字，将一幅被鉴定为赝品的《江南春》图卷从国家博物馆拨交给原江苏省文物总店——徐湖平需要解释清楚！ 四年之后，这幅画作在2001年以6800元人民币被一名“顾客”买走，销售清单上注明为《仿仇英山水卷》——南博院需要解释清楚！ 二十多年后的2025年5月，这幅画作出现在北京一家拍卖公司的预展中，估价高达8800万元。当捐赠人后代在预展现场意外看到本应属于国家博物馆的藏品时，一场持续六十余年的文物纠纷终于浮出水面。 这里面有太多问题需要解释清楚！ 从捐赠到“消失” 1959年，著名收藏家庞莱臣的家人做出了一个无私的决定。庞莱臣之孙庞增和携家人向南京博物院无偿捐赠了137件“虚斋旧藏古画”。 庞莱臣的“虚斋”在近代收藏界堪称传奇，其藏品涵盖晋唐宋元明清诸家珍品，仅《虚斋名画录》中著录的就有千余件。据南博院《1959年文物捐赠档案》记载，这批捐赠的137件古画中，包括沈周、文徵明、唐寅等吴门画派大家的作品，当时经初步鉴定均为真品，定级为国家二级以上文物。 捐赠仪式上，庞增和明确表示“愿将家藏公之于世，让更多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南博院当时颁发的捐赠证书中，也承诺“永久珍藏、妥善保管”。谁也没想到，这份饱含信任的约定，会在数十年后出现裂痕。 回头来看，《江南春》图卷的“消失”并非偶然。查阅南博院1997年的文物清点记录，发现这幅画的标注已从“二级文物”改为“仿品”，备注栏仅写“经鉴定不符合真品特征”，未注明鉴定人、鉴定时间和具体依据。 按照1989年颁布的《文物鉴定管理暂行办法》，一级文物鉴定需由三名以上国家级鉴定师共同签署意见，二级文物也需两名以上省级鉴定师复核。但南博院至今未公开该画的完整鉴定档案，这让“赝品”结论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6800元的“廉价交易” 1997年，时任南博院副院长的徐湖平在拨交单上签字，将《江南春》图卷拨交给江苏省文物总店。这家文物商店当时由省文化厅主管，而徐湖平同时兼任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对该商店拥有业务指导权。 1990年代末，国内古画市场虽未如今火爆，但仇英真品的市场价格已相当可观。据《中国文物报》1998年刊登的市场行情，一件仇英小幅山水册页成交价已达50万元，大幅图卷更是动辄数百万元。即便按当时的文物商店定价标准，即便认定为“仿品”，名家高仿作品的定价也应在数万元以上。 6800元的售价显然违背常理。更令人疑惑的是，购买者的身份信息在销售档案中被隐去，仅标注“个人收藏”。有知情者透露，该购买者与徐湖平有过多次业务往来，曾通过类似方式低价购得多件“仿品”文物。 换句话说，这场交易从鉴定、拨交、定价到销售，每个环节都存在疑点。为何偏偏是这件曾被定为二级文物的作品被认定为仿品？为何拨交对象是徐湖平能影响的文物商店？为何售价远低于市场合理价格？这些问题像迷雾一样笼罩着整个事件。 8800万的真相冲击 2025年5月，北京某拍卖公司的预展上，《江南春》图卷以“仇英真迹”的身份亮相，估价8800万元。拍卖公司提供的鉴定报告显示，经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三位国家级鉴定师联合检测，画作的纸张、颜料均为明代中期产物，笔墨风格与仇英晚年作品高度吻合，题跋和印章也符合历史记载。 捐赠人后代庞先生在预展现场看到这幅画时，一眼认出了家族流传的收藏印记。他提供的庞莱臣生前日记复印件中，明确记载了《江南春》的创作背景和收藏经过，与拍卖公司公布的文物信息完全一致。 这一发现让事件彻底发酵。42名举报人中有文物专家、收藏家，也有其他捐赠人的后代，他们联名要求南博院公开完整档案，包括1997年的鉴定记录、拨交审批流程、销售资金流向等。截至目前，南博院仅回应“将配合相关部门调查”，未给出具体答复。 历史文物不仅是文化遗产，更是诚信的见证。庞家无偿捐赠的善举，本是守护文化的佳话，却因一场疑似利益输送的交易蒙上阴影。137件捐赠文物中，是否还有类似的“仿品”被低价处置？当年的鉴定流程是否存在系统性漏洞？ 文物管理的核心是透明与责任，当公众的信任被辜负，受损的不仅是捐赠者的权益，更是整个文博行业的公信力。这场持续六十余年的纠纷，究竟会以怎样的方式收场？你认为文物管理中该如何避免类似问题发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