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0年，221名英国女囚漂洋过海抵达澳大利亚，下船时几乎全部怀孕——这不是意外，是大英帝国用底层女性的子宫开疆拓土的人口实验。 1776年，美国独立了。 这件事对英国的冲击，远不止丢掉一块殖民地那么简单。 在那之前的近六十年里，北美十三州就是英国的罪犯流放地，每年两千多名犯人被塞进拥挤的船舱，像牲口一样被运往大西洋彼岸，让他们在陌生的土地上自生自灭。 从 1718 年到 1776 年，英国至少向北美流放了 5 万名犯人，这些人大多成了种植园主的廉价劳动力，撑起了殖民地的底层经济。可美国人一独立，就再也不接这个 “脏活” 了，英国的监狱瞬间就爆了棚。 伦敦的纽盖特监狱里，一间牢房居然挤了 558 名犯人，和下议院议员人数一样多，监狱里瘟疫蔓延，囚船在泰晤士河上密密麻麻排列，犯人的暴动此起彼伏，成了英国社会的定时炸弹。 走投无路的英国政府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澳大利亚，这片被视为 “蛮荒之地” 的大陆，成了他们新的流放目标。 1788 年，第一批犯人船队抵达澳洲新南威尔士，可问题很快就暴露了 —— 船上 568 名男犯，女犯只有 191 人，性别比例严重失衡。殖民地总督亚瑟・菲利普在给伦敦的报告里说得直白：“想让这些男犯安稳干活，就得让他们安顿下来，现在缺的是女人。” 这句话背后，是大英帝国冷冰冰的算计：要在澳洲扎根，光有劳动力不够，还得有人口繁衍，而底层女性的子宫，就是他们最廉价的拓土工具。 1789 年春天，英国政府从伦敦纽盖特监狱等地方挑了 221 名女囚，送上了一艘名叫 “朱莉安娜女士号” 的船。这些女人哪里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犯，大多是为了活下去，偷了一块面包、一卷布料，或是欠了债还不起的穷苦人，最小的只有 13 岁，最大的已经年过花甲。 她们被赶上船时，没人告诉她们要去多久，也没人承诺她们的未来，在英国政府眼里，她们不是人，是用来 “繁殖” 的战略资源。 这趟横跨大洋的航程足足走了 309 天，近十个月的时间里，这艘船成了人间地狱。船上有 40 多名船员、士兵和水手，他们和女囚混住在一起，没有铁栅栏，没有严格的看守，纪律松散到了极点。 海军管家约翰・尼科尔在日记里坦承：“我们与女囚之间没有规则，只有交易。” 有的女囚为了多拿一口口粮、少受点打骂，不得不屈服于船员；有的则是被强行逼迫，毫无反抗之力。 在停靠里约热内卢和开普敦港时，船员甚至会组织女囚进行性交易，用她们的身体换取新鲜食物和补给。这种制度性的剥削没有被记录在官方日志里，却成了船上公开的秘密。 13 岁的玛丽・韦德就是其中之一，这个瘦弱的女孩在颠簸的船舱里怀了孕，连孩子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只能默默忍受着孕吐和恐惧。 还有女囚萨拉・惠特拉姆，为了活下去，她不得不和一名船员 “结为伴侣”，用身体换取干净的床铺和额外的食物。 1790 年 6 月，当 “朱莉安娜女士号” 终于抵达悉尼港时，岸上的官员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221 名女囚中，超过 200 人挺着隆起的肚子，有的甚至快要临盆。这哪里是犯人船，分明是一艘 “孕妇船”。 接收官员在日志里只含糊地写了一句 “她们的状态…… 不便多言”，没有任何调查，没有任何询问，这些女人很快就被分配给了男犯和士兵，强制 “组成家庭”。英国政府的目的达到了，这些怀了孕的女囚，成了稳定殖民地、增加人口的最佳工具。 下船后的女囚们并没有迎来新生，而是陷入了另一场苦难。殖民地官员给她们分了荒地和简陋的工具，逼着她们开荒种田，怀孕和生产的痛苦只能自己扛。有些女人被强行配对，政府只给最基本的物资，唯一的要求就是让她们赶紧生孩子。 玛丽・韦德靠着惊人的韧性活了下来，她后来活到了 84 岁，有了上百个后代；伊丽莎白・帕里作为第一个获释的女囚，和丈夫一起种出了澳洲第一批像样的庄稼；而萨拉・惠特拉姆嫁给了一名军士，她的孩子成了第一批澳大利亚出生的欧洲移民后代。 这些女人被后世的澳洲精英美化成 “开国之母”，可没人愿意提起她们曾经遭受的屈辱和剥削。从 1789 年到 1850 年，英国一共向澳洲流放了 24000 名女囚，她们中的大多数都和 “朱莉安娜女士号” 上的女囚一样，成了大英帝国殖民扩张的牺牲品。 英国政府从来没把她们当人看，她们的身体是用来交易的，她们的子宫是用来拓土的，她们的痛苦被掩盖在 “开疆拓土” 的宏大叙事里，成了历史书上一笔带过的数字。 这根本不是什么意外，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人口实验。大英帝国用底层女性的尊严和生命，换来了澳洲殖民地的人口增长和稳定，她们的孩子成了殖民地的劳动力，她们的苦难成了帝国荣耀的垫脚石。 直到今天，那些女囚的后代遍布澳洲大陆，可她们的故事却被尘封在档案馆的角落，很少有人知道，澳大利亚的繁荣背后，藏着这么多底层女性的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