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人质疑粟裕大将，说1948年碾庄圩总攻黄百韬时，他把指挥权交给谭震林、王建安，是因为“临场指挥不行”，真让人又好气又好笑。且不说这种说法违背基本军史常识，更辜负了老一辈革命家在淮海战场上的浴血拼杀。 首先得明确：1948年11月14日，华野确实将围攻碾庄圩的5个主力纵队（四、六、八、九、十三纵）及特纵，交由山东兵团谭震林政委、王建安副司令员统一指挥。但这绝非“甩锅”，而是粟裕作为全军统帅的精准布局。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黄百韬的第7兵团12万人马从新安镇西进，企图靠拢徐州。粟裕指挥华野16个纵队，从三面展开追击围堵，这本身就是一场拼速度、拼意志的硬仗。11日，黄百韬兵团被压缩在碾庄圩为中心的10余公里区域内，可这地方是块硬骨头，李弥兵团之前驻防时修了完善的防御工事，两道10米宽的壕沟加土墙，让碾庄圩成了易守难攻的堡垒 。 更关键的是，围歼黄百韬只是其中一环，更大的威胁在西面。蒋介石严令杜聿明指挥邱清泉第2兵团、李弥第13兵团共16万人东援，配备百余辆坦克、20余架飞机，沿陇海线疯狂推进 。徐东阻击战就此打响，华野10纵、7纵、11纵在无险可守的平原上，要硬生生挡住这支装备精良的援军。10纵28师在寺山口阵地，一天之内就打退敌人10余次整团冲锋，8连打到最后只剩18人仍坚守阵地，这样的惨烈程度，丝毫不亚于碾庄圩主攻战 。 粟裕作为华野代司令员，手里攥着的是全局。他要同时协调围歼、阻援、侧击三个战场，16个纵队在数百公里的战场上机动，通信、补给、战术调整千头万绪。11月9日，他派参谋长陈士榘率前进指挥所先到碾庄前线协调，可陈士榘带的只是几名参谋，机构不健全，面对刚完成追击、建制还没完全理顺的5个纵队，很难实现精准协同 。直到12日粟裕赶到土山集指挥所，才发现各纵队虽已围住敌人，但步兵与炮兵协同不畅，进攻节奏杂乱，急需一个完整的指挥体系来整合力量。 这时候，谭震林和王建安的山东兵团就是最佳选择。王建安是出了名的“军政双全”，从红四方面军的营长一路打到华野兵团副司令员，参加过鄂豫皖反“围剿”、川陕苏区战役，豫东、济南战役中都展现了超强的攻坚指挥能力 。而山东兵团有完整的指挥班子，副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参谋队伍一应俱全，能快速整合侦察、通信、后勤保障等要素，这正是大兵团作战最需要的。 要知道，解放战争后期的大兵团作战，早已不是“主将拍板就行”的年代。碾庄圩战斗中，特纵的重炮、各纵队的山炮需要统一调度，步兵冲锋的路线、火力掩护的时机、伤员转运的通道，都得精准协调。陈士榘的微型指挥所搞不定这些，而山东兵团在济南战役中就有过统筹多纵队攻城的经验，当时粟裕作为总指挥，也是把攻城任务交给山东兵团许世友、谭震林，自己坐镇后方协调攻城与打援 。这是成熟的指挥模式，绝非“能力不行”的体现。 再看质疑者说的“该让陶勇、聂凤智指挥”，其实是不懂分级指挥的常识。陶勇、聂凤智都是猛将，但他们的职责是指挥纵队，而兵团级指挥需要协调不同部队的战术风格、补给体系，还要处理政工、后勤等诸多事务，这不是单一纵队指挥员能兼顾的。何况粟裕的目光，早已越过碾庄圩，投向了更关键的西线。 随着徐东援军的疯狂进攻，尤其是邱清泉想出潘塘迂回的险招，阻援战场的复杂度远超碾庄圩。毛主席此时也授意粟裕：歼灭黄百韬一部后，可故意留残部吸引邱李深入，伺机扩大战果。粟裕当即向中央请示，前往苏北兵团韦国清、吉洛的西线指挥所坐镇，毛主席复电“粟到韦吉处指挥极好”。这正是统帅的格局——当主攻战场进入有序攻坚阶段时，他果断把具体指挥权交给一线，自己则去破解最棘手的全局难题。 更让人不齿的是“攻不动甩锅”的说法。粟裕这辈子，从来没有过“甩锅”的记录。1947年七月分兵受挫，部队损失较大，不少领导互相埋怨，是粟裕主动向中央请罪，要求给自己一个人处分，把责任扛了下来。这样光明磊落的人，怎么可能在淮海战役这样的决战中退缩？ 事实上，碾庄圩战斗最终以我军伤亡2.8万人、歼敌12.5万人的战绩结束，黄百韬兵败身亡，正是谭王指挥下，各纵队协同发力的结果，而这背后，离不开粟裕的全局部署和战略预判。 其实类似的指挥模式，敌我双方都在用。傅作义指挥新保安战役时，让104军军长安春山统一指挥三十五军突围，自己坐镇北平统筹；蒋介石也从不会亲自指挥兵团级战斗。大兵团作战就像下围棋，帅才负责布局落子，将才负责冲锋陷阵，各司其职才能赢棋。 那些质疑粟裕的人，或许忘了淮海战役的背景：华野、中野60万人对阵国民党军80万人，没有制空权、装备差距悬殊，却最终歼敌55万。这样的胜利，靠的就是粟裕这样的统帅精准布局，靠的是谭震林、王建安这样的将领一线攻坚，靠的是无数战士用鲜血换来的。把分级指挥说成“能力不行”，既是对军史的无知，也是对革命先烈的不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