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因遭到不公正对待，中国遗传学奠基人李景均毅然离开内地前往香港，无处可去的李景均，竟然得到了诺奖得主穆勒亲自向美国国务院求情，希望将李景均接到美国！ 李景均1912年10月27日出生于天津一个从事桐油生意的商人家庭，父亲李锐经营义瑞行，主要出口桐油，享有桐油大王称号。他早年接受教育，在天津新学书院完成中学学习，该校由教会创办，提供基础科学知识。1932年进入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主修农学专业，系统学习作物育种和基础遗传知识。1936年毕业后，他选择继续深造，次年乘船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专攻植物育种与遗传学方向。在校期间，他参与多项实验，聚焦果蝇遗传变异和统计模型应用，1940年获得博士学位，论文探讨群体遗传计算方法。他的研究成果在当时欧美学术圈引起注意，与多名遗传学者交流经验，建立初步国际联系。 1941年至1943年，李景均在美国短暂工作，参与农业部相关项目，积累实践经验。但他决定返回祖国，1943年携妻克拉拉启程，途经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避开战时封锁抵达广西。加入广西大学农学院，任教授一职，负责遗传学课程教学和实验室管理。尽管身体健康一度下降，他坚持完成教学任务，推动本地遗传研究发展。抗战结束后，1946年他转至北京大学农学院担任教授，同年升任农学系主任，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系级领导，年仅34岁。他主导课程改革，引入国际遗传学教材，组织教师编写本土化内容，同时指导学生实验，推动北大遗传学科建设。 在北大任职期间，李景均完成多部学术著作，其中《群体遗传学导论》于1948年出版中文版，该书系统介绍统计方法在遗传分析中的作用，涵盖种群动态模型和变异计算公式。该书出版后在国内学术界流传，影响多名年轻学者转向现代遗传方向。他还参与国际学术交流，通过信件与欧美同行讨论问题，保持研究前沿性。1949年后，中国学术环境变化，苏联李森科理论被大力推广，该理论否定孟德尔和摩尔根的染色体遗传观点，转而强调环境诱变和获得性遗传。李景均坚持的经典遗传学被贴上资产阶级标签，面临系统性批判。 李景均的课程逐步被限制，实验室设备使用受阻，已印制书籍部分被销毁，未发行部分送往回收处理。他的学术活动空间缩小，收入来源减少，仅靠基本生活供给维持家庭。家中幼女生病时，医疗资源有限，进一步加重生活负担。面对持续压力，他于1950年3月以探亲名义请假，携带家人南下广州，再转至香港。到港后，无护照和国籍证明，美籍妻子无法就业，一家三口依赖有限积蓄和变卖物品生存。他尝试联系海外友人，寻求转赴美国机会，但身份问题成为主要障碍。 在香港滞留期间，李景均撰写信件向美国学术界求助，该信辗转发表在国际遗传学期刊上。内容描述其遭遇和学术背景，引起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得主赫尔曼·约瑟夫·穆勒注意。穆勒于1946年因X射线诱变研究获奖，虽未与李景均谋面，但阅读其英文著作后认可其群体遗传贡献。穆勒主动介入，向匹兹堡大学推荐李景均，建议保留研究职位。同时，他与美国国务院沟通，提交多份证明文件，强调李景均的科学价值和无政治背景。 穆勒的努力不止于信件，他提供经济担保书，解决领事馆对无国籍人士的顾虑。为推进事宜，穆勒亲自前往香港，与当地领事馆官员会晤，递交额外材料。经过一年多持续跟进，涉及多次通信和文件交换，李景均一家于1951年5月获得美国签证，结束香港14个月滞留期。穆勒的干预基于纯学术考量，避免人才流失，他的行动体现了国际科学界对知识自由的维护。李景均抵达美国后，迅速适应新环境，加入匹兹堡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设立遗传统计实验室。 在匹兹堡大学，李景均继续群体遗传研究，扩展到人类医学领域。他提出随机分配和双盲实验原则，用于临床试验设计，该方法后来成为现代药物测试标准框架。他的工作影响统计学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推动多中心试验规范制定。他出版英文版《群体遗传学导论》于1955年，该书在西方学术界广泛引用，奠定其国际地位。同时，他担任教学职责，指导研究生课程，涵盖生物统计模型和遗传概率计算。 李景均的学术生涯后期，他当选美国遗传学会委员，并担任多个国际组织主席职务。他的学生分布于欧美研究机构，从事遗传和统计相关工作。他参与多项合作项目，与同事共同开发遗传关联分析工具，应用于流行病学研究。他的贡献包括细分种群模型构建，用于解释人类遗传多样性。该模型在后续研究中扩展到分子水平，帮助解析基因组变异。 晚年李景均保持活跃，审阅期刊稿件，提供专业意见。他的著作被多次再版，影响当代遗传教育。2003年10月20日，他在匹兹堡逝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