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东方大国的学者卢麒元，近日在北京公开发声。他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主张：“立法者每次参与都要政审！”他说，因为最严重的渗透，是通过“立规矩”。他发声针对两个事：第一，近几日我们的法律中出现了“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条款；第二，立法者本身的背景与利益冲突政审。   最近，在北京的舆论讨论中，卢麒元的这一观点受到了广泛关注，其热度超过了股市的波动和宏观经济数据的变化。   卢麒元将批评的焦点对准了权力的上游——也就是那些制定规则的人，他提出的观点具体是：每一个参与立法和制定规则的人，不能只在刚开始进入这个岗位时接受一次身份查验，而必须建立“即时动态政审”机制，每次参与相关工作，都要重新接受一次审查。   这个观点初听上去，可能会让人觉得程序过于繁琐，但结合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来看，就能理解其中包含的对风险的担忧。   引爆这次讨论的导火索，是一份倡导“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新政策导向，在很多人眼里，这意味着接轨、意味着先进，好像只要用了这套尺子，我们的产品就能在全球市场上畅行无阻，但在卢麒元看来，这种想法太天真了，把别人定好的“国际惯例”照单全收，往往就是被收割的开始。   我们得明白所谓的“国际标准”究竟是个什么成色，在很多细分领域，这不仅是技术参数，更是欧美几十年处心积虑挖好的护城河。   以前的光伏产业就是一本带血的教科书，当时我们的技术硬、产能大、成本低，照理说能横扫市场，结果欧盟不是跟你比产品，而是直接祭出一套为了打压你而临时编织的“环保标准”，不是你东西不行，是人家把门槛突然垫高了，反倾销的大棒跟着落下，技术再牛也干不过“规矩”。   这套玩法在农业领域同样隐蔽而残酷，为了迎合那些所谓的高标准，企业不得不斥巨资引进指定的设备、修改工艺流程，折腾一圈下来，利润的大头全进了掌握解释权的西方公司口袋，名义上我们在产业升级，实际上是在给人打工，甚至是在交纳变相的“进场费”。   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对“定规矩的人”进行严防死守，现在的渗透战早就不是去偷几份文件那么低级了，而是让手握笔杆子的人，在那些看着无比专业、中性客观的法律条款里，悄悄埋下一两个不起眼的技术指标。   这些指标看似对谁都公平，实际上精准卡死了本土企业的命门，却给特定的外资留下了通行的暗门。   卢麒元反复强调“动态政审”的逻辑基点在于——人是流动且善变的，昨天的清白不代表明天的忠诚。一个起草规则的专家，今天可能两袖清风，但明天要是配偶子女移居海外、大笔资产完成转移，他的屁股可能就悄悄挪了位置。   一旦利益的锚点抛到了大洋彼岸，笔下的条款自然会顺着私利发生偏移，这不是危言耸听，现实中已经冒出过让人背脊发凉的案例：有的地方性法规里，竟然莫名其妙多出了“外资企业用地优先”的奇葩条款；有的环保条例在严抓猛打的同时，唯独对某些关键污染物网开一面，顺藤摸瓜一查，起草者跟当地的排污大户早已利益捆绑。   这种隐性的利益输送，比明火执仗的抢劫更可怕，它是在国家的法律基石里掺沙子，老百姓感觉不出来的那些微小变动，累积起来就是国家产业安全的崩塌。   对比一下大洋彼岸的操作，美国在搞《芯片法案》的时候，核心团队根本不让所谓的一线商业精英主导，而是清一色的国防与安全背景专家；欧盟在制定数字市场规则时，也是严防死守，坚决把谷歌、苹果这些利益相关的大厂挡在决策圈之外。   大国竞争，归根结底是话语权的竞争，想当年通信技术从1G跑到3G，我们跟在别人后面吃灰，每一台基站、每一部手机都要乖乖缴纳巨额的专利费，企业辛辛苦苦干一年，利润薄得像纸。那段日子的憋屈，就在于标准是人家定的，你想上牌桌就得按人家的规矩交钱。   好在这一局我们在5G时代翻过来了，凭借着华为、中兴手里超过全球42%的标准必要专利，现在轮到西方企业拿着钱来谈授权。   这就是自主标准带来的底气，特高压输电技术更是直接让“中国标准”变成了唯一的“世界标准”，产品出口再也不用看人眼色，但这种优势是靠硬碰硬的技术研发砸出来的，绝不是靠盲目引进得来的。   所以，卢麒元这次的“发难”本质上是在给决策层提个醒：大门当然要开，但自家的篱笆必须扎得比谁都紧。   无论是AI领域的同盟协议，还是新能源车企面临的各种准入门槛，本质都是一场关于“谁来定义未来”的争夺战。   如果我们的立法者、规则制定者在利益上与外部势力不清不楚，让本土企业去适配那些原本就是用来“卡脖子”的洋规矩，那不仅会让几十年的自主创新付之东流，更会让老百姓承担昂贵的使用成本，把每一次参与都当作“首飞”来审查，这不是折腾，这是为国家安全上的最后一类保险。   信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