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50年，蔡孝乾叛变后，吴石和朱枫等核心人员都被害了，唯独有一个重要的人跑了，他东躲西藏，最后竟然去到了北京，他就是蔡孝乾的交通员刘青石。   1919年，那时候的台湾岛正受日本的影响，刘青石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本地土著，他那口地道的闽南话和对台湾地形了如指掌的本事，日后成了他保命的护身符。   虽然从小被迫在学堂里对着天皇画像鞠躬，念着日文课本，但这个年轻人的骨头却是硬的，早在1940年，不过二十岁出头的他就显露出了惊人的胆色。   那是日本宪兵最横行霸道的日子，刘青石竟然和几个同窗密谋，搞来了剧毒的砒霜掺进米饭里，打算给宪兵队送去一份“致命慰问品”。   当然，那次冲动的投毒计划还没实施就败露了，日本人把他关进台北监狱，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轮番上阵，但他硬是咬紧牙关，在那个阴暗的牢房里一直熬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   出狱时，而立之年的刘青石虽然被折磨得身体虚弱，但他那种见过地狱却不服软的韧劲，已经刻进了骨子里。   这段抗日经历，让他后来在接触到刚毅的长征老干部蔡孝乾时，瞬间产生了一种近乎英雄崇拜的共鸣，1947年，在朋友的引荐下，他被吸收进地下组织。   因为本地人身份的缘故，他成了省工委最得力的“隐形信使”，骑着那辆旧自行车，往返于台北和高雄之间搭建情报动脉。   1949年底，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岛内空气紧张得几乎凝固，作为当时具体负责联络工作的“执行官”，刘青石其实敏锐地嗅到了危险。   特别是对待那两张最大的牌——携机密文件潜伏的吴石中将和特派员朱枫，刘青石早早规划了两条撤退路。   依他的经验，走海路混迹渔船虽苦，却能切断所有证件留痕，这是绝处逢生的上策；而利用吴石的关系办假证走空中通道，看似便捷实则凶险万分。   他曾苦口婆心地劝说朱枫走海路，甚至安排好了渔村的接应点，遗憾的是，历史没有“如果”，朱枫最终选择了后者，这不仅暴露了行踪，更直接成了特务锁定吴石的关键线索。   紧接着便是那场惨烈的“大崩盘”，蔡孝乾被捕后迅速投降，让原本单线联系的严密网络瞬间被敌人所知。   1950年6月，吴石、朱枫等人壮烈牺牲，紧随其后的是覆盖全岛的大搜捕，数千人被卷入其中，而在蔡孝乾供出核心名单的那一刻，正在外执行任务的刘青石凭着敏锐的直觉，在特务赶到前的一刹那消失了。   随后的四年，是刘青石人生中最像“野兽”的日子，为了活下去，他彻底切断了过去的所有社会关系，甚至不得不眼睁睁看着昔日的战友因熟人出卖而落网。   他把那辆熟悉的自行车扔掉，销毁了一切文件，化身成走街串巷的小贩、满手茶渍的采茶工，甚至是混在基隆码头的苦力。   从繁华的台北街头到荒僻的台中茶园，再到宜兰的乡下农舍，为了躲避那无处不在的“白色恐怖”，他像惊弓之鸟一般换了整整15个藏身之所。 但国民党特务并没有放弃这条大鱼，他们找不到刘青石，就动用了最卑劣的一招——“亲情绑架”。   1954年夏天，因为房东被收买，刘青石最终在基隆的一家破旧旅馆里被按住，重回那个曾囚禁过他的台北监狱，面对特务的严刑拷打，刘青石这次依然像当年对付日本人那样死守沉默。   眼看硬的不行，特务们把他年迈的父亲和体弱多病的母亲抓来，用亲人的呻吟声来击穿他的心理防线。   在“孝道”与“信仰”的选择上，特务抛出了一个诱饵：只要刘青石答应回大陆做“卧底”，帮国民党刺探情报，就立刻放了他的父母。   在这绝境之中，刘青石来了一招极高明的将计就计，他表面装作屈服，接受了特务的所谓“派遣任务”。   1956年初，刘青石被国民党精心安排送到了香港，然而他的脚刚一沾地，第一件事就是直奔中资机构表明身份。   他把自己在台湾的所有经历，包括蔡孝乾是如何一步步变节、吴石与朱枫是如何牺牲的细节，以及整个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的惨痛过程，洋洋洒洒写成了一份详尽的长篇报告，呈交给了党组织。   这份报告不仅成了大陆方面了解彼岸那个至暗时刻最宝贵的一手史料，也彻底洗清了他身上可能的污名。   到了北京后，组织上对这位死里逃生的归来者给予了充分的信任与保护，经过一年的常规审查甄别，1957年，刘青石被安排到了郊区的一个农场。   这片土地接纳了这个游子，他从惊心动魄的情报员变回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在田间地头一干就是整整20年，直到那双手布满了劳作的老茧。   然而，大时代的洪流终究是在每个人身上留下了不可愈合的伤口，刘青石虽然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算是善终，但他付出的代价是整个家庭的分崩离析。   因为他的身份和立场，妻子带着儿子远走美国，甚至连后来有了成就的亲生儿子和女婿，因为长期处于不同的意识形态教育下，一度不愿承认这位身在大陆的父亲。   直到晚年，刘青石才有机会重返故土，在父母的坟前长跪不起，但那时早已是物是人非，荒草凄凄。    信源：《寻踪台湾隐蔽战线上的中共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