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莫言自己最清楚，他的作品赞美的是他笔下“仁义英勇”的土匪，赞美的是“彬彬有礼做好事”的日军，他丑化和戏谑的是八路军胶高大队，这正是莫言红高粱作品的核心思想和政治目的。而他却要把自己这样的作品冠以红色经典之名，以欺矇党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