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邑，一老人在养老院吃饭时，提出想换奥运频道，被工作人员婉拒。三日后，老人独自离开，敲响了儿子的家门，但遭遇闭门羹。老人打通儿子电话，声音颤抖说道：“我快不行了，让我死在家里吧。”然而，儿子仍无动于衷。无奈，老人选择报警，不久后坠楼身亡。事后，儿子将养老院告上法庭，索赔11万，指责那次换台拒绝侮 辱了父亲。法庭上，一份“断绝关系”协议突然出现，原来老人与儿子因房产归属早已决裂。女儿作证，听见父亲在电话里说“不能原谅爷爷把房子给了别人”。而养老院八个月，儿子从未露面。法院这样判决。   2023年12月，72岁的袁甲在妻子罗某的搀扶下，颤巍巍地走进当地一家养老院，签署了一份《养老机构服务合同》，妻子代他填写的《健康状况自我陈述书》上写明“无自杀自伤等抑郁倾向”。   袁甲入住养老院后，一切看似很平常，家人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但袁甲内心却萌生了厌世想法。   2024年8月8日，养老院大厅里飘着饭菜香，老人们围坐吃饭，墙上的电视正播放着节目。   这一天，奥运赛事如火如荼，袁甲想看看奥运频道，向工作人员提出了换台请求，但这一寻常请求遭到了工作人员拒绝。   在罗某看来，工作人员这轻描淡写的一句“不行”，像一根针，刺穿了老人袁甲最后的自尊，他感到受了侮 辱。   然而，养老院提供的监控画面，却呈现了另一番景象，袁甲全程背对着电视，安静吃饭，并未关注屏幕。   反倒是罗某，在为换台之事与工作人员交涉。   三天后，8月11日清晨，袁甲独自离开了养老院，他的目的地明确，就是去儿子袁乙的家。   上午9点左右，袁乙接到了父亲的电话，听筒里传来的声音绝望而虚弱：“我感觉要死了，想死在家里面。”   与此同时，敲门声持续在门外响起，沉闷而固执。   门内，袁乙选择了拒绝，他没有打开那扇隔开父子也隔开生 死的门。   半小时后，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袁甲在电话中诉说：儿子不让他进门。   一个多小时后，警方再次接到报案，袁甲跳楼，不幸坠亡。   悲剧发生后，袁乙与母亲罗某将养老院告上法庭，他们主张，正是8月8日那次换台被拒，工作人员不当的言语和态度，构成了对袁甲的精神侮辱，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导致其自杀。   袁乙与母亲罗某要求养老院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共计111839元，并公开道歉。   法庭上，养老院方据理力争，提供了关键的大厅监控，强调袁甲当时并未关注电视，所谓“因换台受辱”缺乏事实基础。   养老院更将矛头指向了原告袁乙，指出袁甲真正的死因，源于家庭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家产分割引发的长期恩怨，以及事发当天儿子决绝的“闭门羹”。   袁乙女儿出庭作证，在袁甲跳楼前与父亲的通话中，亲耳听到袁乙说：“不能原谅爷爷把房子给了我二爷爷的孩子。”   原来，老人袁甲与独子袁乙之间，早因家产分割问题势同水火，还签署了断绝关系协议，而老人袁甲之所以去养老院是因为被儿子赶出了家门，且袁乙在父亲入住后长达八个月未曾出现。   法院判了！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指出，养老院在公共活动区域播放电视节目，属于为在院老人提供的集体文化娱乐服务之一。 基于公共管理和多数人权益的考虑，养老院在节目选择上享有一定的管理权限，其工作人员对个别老人或其家属提出的换台请求予以拒绝，系行使正常服务管理职责的行为，该行为本身不具有违法性。   袁甲的家属主张工作人员在拒绝换台时存在不当言语，致袁甲“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但监控录像显示，袁甲在用餐期间始终背对电视机，未与工作人员就电视内容发生直接交流或争执。   罗某虽与工作人员有交流，但现有视频资料未能清晰证实工作人员使用了侮 辱、谩 骂等足以构成侵权的不当言辞。   袁甲的家属亦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予以补强。   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法院认为，在袁甲的家属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养老院员工存在侮 辱 性言行的情况下，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此外，即便袁甲的家属所主张的8月8日的不愉快沟通属实，该事件与最终的死亡后果之间，也因袁乙的拒绝行为等新的、独立介入因素的阻断，而不具备法律上的相当因果关系。   袁甲的死亡结果，超出了养老院在一般服务纠纷中可预见的风险范围。   综上，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养老院的服务中存在法律意义上的侵权行为，亦不能证明其存在侵害袁甲人格尊严的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养老院依规管理的行为，不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最终，法院驳回了袁乙与母亲罗某的全部诉请，承担本案诉讼费。   对此，您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