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已经82岁高龄的毛主席突然说功德林里的国民党战犯，都放了算了，这些人一个不杀，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 这个决定在当时像块石头投进平静的湖面。 不少干部心里打鼓，这些人过去都是指挥打仗的，手上多少沾着事，放出去真能安心？毛主席却看得通透，25年了，足够让子弹的温度凉透，也该让人心的坚冰化一化了。 那会儿功德林里的战犯，平均年龄过了六十，多数人在里头待了快二十年。 黄维刚进去时，把学习材料撕了当厕纸，后来肺结核犯了，所里愣是从瑞士弄来链霉素，组织协和专家会诊。 要知道，那药在当时比黄金还金贵，普通工人想都不敢想。 我觉得这种把敌人当人看的底气，才是改造最硬的道理。 不光治病用心，改造也有巧劲。 原国民党军长杨伯涛第一次下地，把麦苗当杂草锄，小战士没笑话他，蹲下来教他认苗。 老将军脸红到脖子根，后来天天跟着学种菜，特赦后家里还留着个小菜园。 这种不带刺的教育，比喊口号管用多了。 沈醉在回忆录里写过，有次组织参观农民分田地，看着老乡抱着新土地证哭，他突然愣了神。 过去总说自己是“为党国效力”，可党国到底为这些人做过啥？那天晚上，这个戴了半辈子“军统”帽子的人，第一次在日记里写了“迷茫”两个字。 1975年春天，特赦令下来时，每个人领了套蓝色军便服，还有100元生活费。 这笔钱当时够普通工人活三个月，更重要的是文件里写着“给予公民权，安排工作”。 有人选择留大陆，杨伯涛去了全国政协，写起了战史；有人想回台湾，原少将张铁石在香港等了五个月，对岸却骂他“附匪”，最后在旅馆里结束了生命。 黄维特赦后去看了成昆铁路，火车在悬崖隧道里钻来钻去，他摸着车窗玻璃说“这种工程，国民党想都不敢想。 ”后来这些老人聚在一起写文史资料，钢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里，藏着比文字更重的东西那是一个国家用二十年时间，把仇恨熬成理解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