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罗南辉被捕，敌人还没有用刑，他却先招了，敌人为试探他，就放他出狱，谁知他却说：“再关我一段时间吧！” 牢门外寒风卷着碎雪，罗南辉死死抱住青石板门槛，指节泛白。他满脸鼻涕眼泪，声音抖得像风中残烛：“官爷，再给口热粥喝，再关两天吧！”看守踢了踢他的胳膊，这人刚才还瘫在地上哭爹喊娘，怎么放他走倒赖上了？ 万县特务处办公室里，王陵基捏着那封川东特委军委书记的任命信，指尖都泛白。“就这？”他猛地把信纸甩在地上，墨字在青砖上洇开，“哭着喊着要粥喝的怂包，也配当共产党的官？”手下递上罗南辉的“招供状”——字歪歪扭扭，全是些“我怕疼”“再也不敢了”的废话。王陵基冷笑一声：“废物一个，放出去碍眼。” 没人知道，罗南辉早在被捕当晚就把算盘打得噼啪响。他见过太多硬扛的同志，骨头是硬，可脑袋掉了，任务谁来接？王陵基那双三角眼毒得很，寻常伪装瞒不过去。他索性把自己往泥里踩——牢饭吃得一粒米不剩，夜里抱着墙根挠虱子，嘴里胡喊“长官饶命”，连狱卒都嫌他脏。 出狱那天，他没往人多的地方钻，反倒绕了三十里山路到忠县。码头茶馆里，他穿件洗得发白的长衫，破书袋装着本卷边的《古文观止》，见人就问“书摊在哪儿”。这是暗号——川东特委刚折了陈进，交通线断了，重建得像孵小鸡，得捂着，不能见风。 其实罗南辉的“软”，是裹着钢的棉花。1929年他潜伏夹金营川军时，谁也不信这个“老实营长”敢反。他白天带着士兵出操，晚上就往弟兄们被窝钻，讲“谁在养着军阀”。半年后一声枪响，他带着几十号人端了军械库，上百支枪连夜送进山里。军阀气得调一个旅来搜，彭县那片山，枪声愣是响了半个月。 这次重建交通线，比兵变更磨人。他骑头老骡子，混在运货客商里，从万县摸到忠县，再钻石柱、涪陵。每到一地，先找家杂货铺，假装买笔墨，指尖在柜台敲三下——“找书摊”的暗号对上了，就换个身份住下。在忠县三个月，他当过货郎、账房、甚至算命先生，五个身份无缝切换。离开那天，他摸着祠堂的柱子说：“这路，以后要走金贵东西。” 后来的事，印证了他的话。“万忠线”成了红岩前线的血管。红军小分队转移，他三天送走八个人，从万县山口摸黑走，绕堰塘、穿古镇，天亮到渡口时，人影子都没留一个；药品、电台零件，装在酒坛、书箱里，顺着这条线往前送，敌人查了半年，连箱子角都没摸到。 有人说，要是1930年他硬气点，会不会更像英雄？可地下工作哪有那么多选择题？那年涪陵十几个同志牺牲，忠县只剩三个联络员，他躲在祠堂教私塾，学生满院子追蝴蝶，他蹲在门槛上，用火柴梗在泥里画路线图——光有骨头不行，还得有让骨头活着的智慧。 1935年他再回川东，杨蔚攥着那本夹着密码的线装书，手直抖。罗南辉按住他的手腕：“你怕的是死？我怕的是这线断了。”后来榨油坊那场袭击，电台位置准得像拿尺子量过，敌人的通讯网，再也没站起来。 如今“万忠线”的石板路上，还能看见当年的马蹄印。交通站的老墙根，刻着模糊的“罗”字。没人再提那个“哭着要粥喝”的怂包，只记得有个把骨头藏在戏文里的人——他用狼狈换来了通路，用“软”托着更多人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