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民党团长楼将亮的夫人陈愉，在武汉一家医院内被6人强奸，事发之后，6人丝毫不畏惧，甚至还一度逍遥法外。 楼将亮作为国民党整编第九师的上校团长，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长期在前线作战，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他在1948年因感染严重肺结核，被转入武汉陆军总医院治疗。这家医院位于汉口解放大道黄埔路口，主要收治国民党官兵，管理较为松散，病人背景复杂。楼将亮入院时病情已到中晚期，需要长期卧床休养。他的妻子陈愉出生于1920年，浙江诸暨人，父亲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早年阵亡，导致家庭经济状况下滑。她接受过高中教育，毕业于师范学校，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陈愉婚后专注于家庭，与楼将亮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4岁，小儿子仅8个月。她获得医院特许，带着孩子入住丈夫的11号病房，以便随时照料。医院环境虽为军人专用，但用水设施落后，水管经常断水，她需在深夜去公共水房取水，以维持日常需求。楼将亮夫妇关系稳定，他虽职位不高，却在军中保持中立，不卷入派系争斗。这段时期，国民党军队整体士气低落，前线战事吃紧，后方医院成为一些人避战场所。 陈愉在医院期间，注意到17号病房的六名男子背景特殊。他们包括国民党联勤总部第九补给区中校主任崔博文、少校副官石磐、少校军医曾立民、上尉军医凌志、汉口市警察局督察员查大钧，以及某大学学生袁尚质。后两人虽非军官，但通过亲属关系入住军医院。这些人名义上患轻度肺结核，实际身体健壮，常在走廊闲逛，行为不检点。医院内部管理混乱，一些病人借病逃避前线，崔博文等人便是典型例子，他们有高层将领父亲撑腰，行事肆无忌惮。陈愉多次感受到他们的不善注视，但因势单力薄，只能尽量避开。1948年9月9日凌晨2时，她去取水时，被崔博文和凌志从身后袭击，用纱布棉花塞住嘴，将她拖入17号病房。石磐、查大钧、曾立民和袁尚质随后加入，将她按倒在地。崔博文第一个施暴，其眼镜曾碰到她的脸，将她的长衫和内衣撕破。凌志接着脱下她的裤子，继续侵犯。石磐第三个上前，查大钧、曾立民和袁尚质依次轮流，整个过程持续数小时。施暴后，他们警告她勿声张，否则威胁全家性命。 事发次日，陈愉找到医院院长蔡善德，报告遭遇。蔡善德表面听取，却派人清洗17号病房地板，销毁证据，并提出赔偿两亿元私了，称六人来头大。她拒绝，坚持要求正义。蔡善德警告她已婚生子，闹大对名声不利。医院领导与六人有关系网，如凌志是医院检验员，曾立民妻子是护士，院长不愿得罪。陈愉返回病房，楼将亮察觉异常，经追问得知真相。他决定支持妻子上诉，先向军法处举报。证据包括陈愉身体伤痕：面部10处、臂部1处、阴部4处。联勤第九补给区军法处于9月21日逮捕六人，但几天后，通过家属疏通和医院开具“行动困难”“病危”证明，他们被释放。六人重返医院，继续在走廊晃荡，对陈愉投以嘲讽目光，完全不惧后果。家属还登报《被诬家属崔钟秀贞等敬告各界书》，污蔑陈愉身份可疑、神志不正常，试图制造舆论压力。医院借机责令陈愉夫妇出院，称她精神恍惚无法照顾丈夫。 陈愉夫妇不服，继续多渠道申诉。她向浙江旅乡同乡会、汉口市妇女会、汉口市参议会、湖北省参议会报告。过程中，9月18日，她的4岁大儿子一度被六人同伙带走失踪4天，后通过报纸启事找回。这进一步激化矛盾。妇女会负责人张人骥听取陈愉哭诉，成立“武汉妇女界陈愉案后援会”，向全市发出通电，呼吁严惩。武汉各大报纸如《中央日报》《新华日报》争相报道，头条标题多为“陆军总医院军官轮奸案”，引发社会愤慨。舆论压力下，军法处重开调查。妇女会代表带陈愉面见白崇禧，他震怒，命令联勤第九补给区“迅即查办”。蒋介石获知后，担心影响军心，三次电报白崇禧：第一封要求查明真相，第二封惩治医院袒护，第三封督促严办家属干扰。专案组收集证据，包括勤务兵陈松连证词，他目睹六人抬人入房和次日清洗地板。院方训导员朱恢肆提供孙明和凌志密谋证词。六人否认罪行，家属多次奔走，邀请名流开茶话会，电报朱鼎卿求情，但未能逆转。 审判分三级进行。第一审判由第九补给区军法处开庭，崔博文、凌志、石磐、曾立民判死刑，剥夺公民权利终身；查大钧和袁尚质转汉口地方法院。复审由华中剿总军法处上报国防部，维持原判。李宗仁批准执行。过程中，六人被关押，但家属要求回院治疗未果。1948年11月，石磐在看押期间回医院辱骂陈愉夫妇，导致楼将亮吐血，士兵上报，进一步证明六人“病危”虚假。社会各界持续声援，妇女会通电指出，此案与景明大楼美军强奸案类似，若不严办，将动摇风化军纪。蒋介石派战地视察组王继勇、何炯监察。最终，1949年3月23日晨5时45分，崔博文、凌志、石磐、曾立民四人在刑场枪决。查大钧和袁尚质由地方法院判刑。联勤第九补给区司令朱鼎卿视察医院，责令整改。陈愉夫妇获公道，事件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