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锁国当然会带来落后。海洋贸易带来的不仅是财富，更是技术的交流、视野的拓展与制度的革新。宋元政府把海外贸易当作财政支柱：南宋市舶司年收入占中央财政20%；元朝沿用“官本船”制度，官资民营，利润分成。明朝开国者朱元璋却将“田赋+徭役”视为正统，把市场压缩到最低限度。他亲自设计的财政体系是“实物+劳役”一元结构，拒绝货币税，也拒绝贸易税，海上交换被看成“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非“国家收入。洪武十四年（1381）起，明廷陆续撤销泉州、明州、广州三市舶司，颁布“寸板不许下海”“禁外藩交通令”；建造三桅以上船只即斩首，全家发边充军。宋元时期“百姓可自由贩海”的惯例被彻底否定，沿海居民世代赖以为生的渔业、远洋贩运一夜之间成“非法”，市场通道被人为堵死。明政府只允许“称臣纳贡”的使团携货来华，价格、数量、时间、地点全由官方指定，且坚持“厚往薄来”——回赐价值远高于贡品。这种单向“撒钱外交”与宋元“低税开放、双向套利”的市舶逻辑相反，导致中国出口成本飙升，外商利润骤降，东南亚商港纷纷把订单转向安南、暹罗、满者伯夷等地。沉船考古显示，中国陶瓷在东南亚贸易中的占比从元代高峰陡降至几乎为零，被学者称为“明代断裂（Ming Gap）”。宋元留下的港口、船匠、航海技术被制度性压制和迫害。民间资本失去出海动力，大型商船不再建造，航海技术停滞。贸易萎缩反使市舶司收入归零，朝廷更无意愿维持远洋舰队，郑和宝船队因“无利可图”而停废。沿海生计断裂，走私与倭患此起彼伏，反过来又成为朝廷“进一步加强海禁”的理由，形成恶性循环。东方海洋时代遂让位于后来居上的葡萄牙、荷兰商船。片板不得下海，起源于明朝，继续于清朝。对海洋的排斥，让华夏民族错过了与世界同步演进的关键窗口期，也为王朝的衰落和近代的落后埋下了致命的伏笔。一根绳上的封建王朝，俩谁都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