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我和美籍华人堂姐夫聊起牢A的“斩杀线”问题。作为土生土长的西雅图人，又是第三代华人，我特意想听听他这个地道美国人的看法。没想到他听完后只是平静地回应：“那些人就是社会垃圾，滥用同情心只会害了自己。” 我忽然意识到，堂姐夫在西雅图早已跻身精英阶层，和那些白人精英们毫无二致——他们早已失去了普通人的共情能力，只剩下精英阶层的冷峻与算计。曾经作为华人的文化烙印，在他们身上早已被同化为冰冷的利益计算，哪还有半分对弱者的同情？ 我追问他是不是真的一点感触都没有，毕竟牢A视频里讲的那些人，很多都是从体面的中产跌下去的，可能只是一场大病、一次失业，就被整个社会系统推着坠入深渊。 堂姐夫端着咖啡杯的手没停，语气里带着点不耐烦，说他在西雅图待了几十年，早就见怪不怪了。他身边的朋友，不管是白人还是华人精英，都默认这是社会运行的常态，那些跨不过斩杀线的人，本质上就是自己没能力，怨不得别人。 我忽然想起之前在牢A视频里看到的案例，一个年薪45万的程序员，就因为半年内接连遭遇失业和大病，医保断缴后账单堆成了山，没过多久就从有房有车的中产变成了街头流浪汉。 还有好莱坞的前童星泰勒·蔡斯，36岁就衣衫褴褛地流落加州街头，粉丝想众筹帮他，他妈妈都拒绝了，说最需要的是系统性救助，单靠钱根本没用。 这些案例我试着讲给堂姐夫听，他却只是轻轻“哦”了一声，说这种人要么是不会规划，要么是自身有恶习，不值得同情。 后来我才知道，堂姐夫能有今天的地位，付出的代价远比我想象的要大。他父母是第一代华人移民，为了让他融入主流社会，把家庭收入的四成都砸在了教育上，奥数、私教从不间断，投入是美国普通家庭的两倍。 他自己也争气，考上了名校，可毕业后求职时还是处处碰壁，因为亚裔的身份遭遇了不少隐形歧视。好不容易在科技公司站稳脚跟，又花了十几年才勉强冲破“竹子天花板”，跻身管理层。 他说自己见过太多华人精英为了向上爬，拼命抹去身上的华人痕迹，学着白人精英的思维方式和处事逻辑，共情这种东西，在阶层跃迁的过程中早就被磨掉了。 我注意到他从不和生活在底层的华人来往，社交圈全是和他一样的精英群体。他们聚会时聊的都是股市行情、行业动态，偶尔提到街头的流浪汉，语气里全是嫌弃，说这些人拉低了社区的档次，影响了房产价值。 有一次路过西雅图的流浪汉聚居区，他甚至特意绕路，说里面全是吸毒的和小偷，靠近了会惹麻烦。我忍不住问他，就不怕哪天自己也不小心掉下去吗？他笑了笑，说他有足够的储蓄和保险，还有广泛的人脉，不可能掉下去，那些掉下去的人，都是自身实力不够。 其实我知道，堂姐夫的想法不是个例。美联储的报告里写着，近40%的美国成年人连400美元的应急钱都拿不出来，只要触发失业、大病其中一个条件，就可能被推过斩杀线。 2024年美国的无家可归者已经超过77万，同比涨了18%，这些人中很多都是曾经的中产，他们不是不想爬起来，而是社会系统根本不给他们机会。银行不给贷款，房东会驱逐，雇主不录用，医院的天价账单能直接把人逼破产，一套组合拳下来，再厉害的人也难翻身。 堂姐夫说他早就接受了这套规则，还劝我别太理想化。他说在美国，个人负责就是最高准则，政府不会管你的死活，想要不被淘汰，只能拼命让自己变得有价值。 可我总觉得哪里不对，那些被定义为“没价值”的人，难道就该被这样系统性地抛弃吗？更让我唏嘘的是，像堂姐夫这样的第三代华人，他们的祖辈也曾在异国他乡挣扎过，可到了他们这一代，却彻底忘记了底层的艰辛，反而成了这套残酷规则的拥护者。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精英阶层的冷峻成了一种标配，共情能力反而成了软弱的象征。堂姐夫们用利益计算取代了情感共鸣，用阶层壁垒隔绝了底层的苦难，他们以为这样就能永远站在安全地带。 可他们忘了，斩杀线从来都不是固定的，当整个社会的托底机制越来越薄弱，谁能保证自己永远不会成为被“清除”的那一个？ 关于“斩杀线”的讨论还在继续，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有人说这是个人选择的代价。但我更想知道，当精英们都开始漠视底层的苦难时，这个社会还能走多远？ 而那些在异国他乡拼命向上爬的华人精英，在同化的过程中，失去的仅仅是共情能力吗？你怎么看待这种精英圈层的冷峻与算计？又是否觉得，阶层跃迁必然要以失去共情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