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审判“女汉奸”莫国康的现场，镜头中的莫国康虽然不是那种美如天仙的女子，但还是有几分姿色。

被告席上的女人微微抬头，镜头扫过她烫卷的发丝和描红的指甲。

谁能想到，这个在法槌声中发抖的“汉奸”，十年前还是北大国文系的风云人物报纸副刊的常客，诗集印了三版，连教授都夸她“笔尖带灵气”。

莫国康的老家在广东番禺，土坯房漏雨时，她正趴在门板上写稿子。

18岁考进北大那年，她攥着稿费单在北平街头转圈这是她第一次靠文字换钱，也是第一次尝到“被看见”的滋味。

只是这份滋味很快变了味，同学记得她总说“读书不是为了清高，是为了再也不用住漏雨的房子”。

我觉得，那时的她或许没意识到，野心一旦没了缰绳，跑得越快，摔得越惨。

1934年的那场文人饭局，她故意穿了件月白色旗袍。

陈公博当时是国民党中央要员，握着《民国日报》的笔杆子。

她借着敬酒的机会“醉”倒在他肩头，事后朋友问起，她只淡淡说“找个靠山，总比自己爬楼梯快”。

没人知道，那晚之后，她的诗歌里再也没有了故乡的雨，只剩下官场的酒气。

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莫国康成了伪立法委员。

她坐在会议室里签“经济统制法案”时，弟弟正在楼下等着接管封锁管理处。

后来有人说，上海码头那些贴着“药品”标签的箱子，十箱里有八箱是她安排的烟土。

父母从老家寄来的信被她扔在一边，信纸边角写着“莫要忘了祖宗”。

法庭上，她把责任全推给陈公博。

“是他逼我的，我是卧底”，这话刚说完，检察官就拿出她写给弟弟的信：“这批货走苏州河，晚上十点靠岸，提防巡捕房的人”。

笔迹鉴定结果出来那天，她突然沉默了，手指抠着被告席的木边，指甲缝里渗出血丝。

12年徒刑出来，她回不了番禺，父母早已去世。

上海棚户区的小屋里，她偶尔会翻出北大时的诗集，纸页都黄了，上面还有教授的批注“此女可造”。

只是那些灵气，早在签第一份伪法案时，就跟着烟土一起烧没了。

最后一次见到她，是1976年的冬天，棚户区的老人说她缩在墙角翻一本旧诗集。

那本印着“莫国康著”的册子，扉页还夹着当年的稿费单。

笔能换钱，也能换枷锁，这大概是她用半生才读懂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