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大国的学者卢麒元，近日在北京公开发声。他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主张：“立法者每次参与都要政审！”他说，因为最严重的渗透，是通过“立规矩”。他发声针对两个事：第一，近几日我们的法律中出现了“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条款；第二，立法者本身的背景与利益冲突政审。 很多人一听到 “国际标准”，就觉得是先进、是接轨、是跟世界做生意的通行证。可事实真的如此吗？前些年，咱们的光伏产业异军突起，硬生生从欧美垄断的市场里杀出一条血路。结果欧美反手就搬出所谓的 “国际标准”，给咱们的产品设下重重壁垒。他们制定的技术指标，看似中立客观，实则全是为咱们的企业量身定做的门槛。 你想出口？行，先改生产线，先买他们的专利，先把利润的大头拱手相让。这哪里是标准，分明就是套在咱们脖子上的枷锁！更要命的是，现在有些国际标准早就不是单纯的技术规范了，里面掺进了太多意识形态的私货。 就拿数据安全领域来说，某些国家主导的标准里，明里暗里要求 “信息自由流动”，听着挺美好，实则是逼着你敞开国门，让他们的情报机构长驱直入。咱们要是在法律里写上 “优先采用”，就等于把自家的钥匙拱手送人，产业链安全、数据安全、甚至国家安全，都可能变成别人嘴边的肥肉。 另一件事，就是立法者的背景和利益冲突审查。这事儿比 “国际标准” 更隐蔽，也更凶险。过去咱们搞的政审，大多是入职时的一锤子买卖。可人心是会变的，利益的诱惑是源源不断的。 今天这个专家还是一身清白的学界泰斗，明天可能就成了某外资企业的独立董事；今天这个学者还在呼吁保护民族产业，明天可能就因为子女定居海外、亲属持有境外大额资产，悄悄在立法草案里动了手脚。 这种事儿，可不是空穴来风。你去翻翻新闻就知道，有的地方制定营商环境条例，参与起草的专家跟外资企业勾肩搭背，最后条文里就出现了 “外资企业优先拿地”“外资投诉绿色通道” 的倾斜条款；有的地方搞环保标准修订，执笔的学者收了污染企业的顾问费，最后污染物排放限值就比国家标准宽松了一大截。 这些操作，没有一个是明晃晃的腐败，全打着 “专业建议”“国际视野” 的幌子，可造成的后果，比贪污几百万更可怕。它损害的是公共利益，动摇的是国家根基。 放眼全球，这种 “规则渗透” 的把戏，早就被玩得炉火纯青。美国的 “旋转门” 制度，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今天在白宫制定贸易政策的官员，明天就能摇身一变，成为华尔街跨国公司的高管，反手就利用自己制定的规则，帮老板们赚得盆满钵满。 欧盟近些年为啥急匆匆出台《立法者伦理法案》还不是因为太多议员拿着境外资本的好处，在议会里替别人说话。就连咱们老祖宗都懂这个道理，战国时期韩国派郑国去秦国修水渠，表面上是帮秦国发展农业，实则是想借着浩大的工程拖垮秦国的国力。这种通过 “立规矩”“搞建设” 来实现战略遏制的套路，几千年来换汤不换药，今天不过是披上了 “国际化”“专业化” 的外衣。 卢麒元喊出的 “每次参与都要政审”，恰恰是破解这个困局的关键一招。这可不是搞什么 “身份歧视”，更不是要把有海外背景的人才一棍子打死。它的核心，是建立一套动态的、透明的利益冲突排查机制。就像法官审理亲戚的案子必须回避一样，立法者如果跟境外机构、外资企业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关联，就该主动靠边站。这不是限制自由，而是对公共权力最基本的敬畏。 试想一下，如果每一个参与立法的人，每次坐到会议桌前，都要先公开自己的亲属关系、海外资产、兼职情况，都要接受严格的背景审查，那些想夹带私货的人，还敢这么明目张胆吗？那些藏在暗处的 “规则间谍”，还能这么轻易地钻空子吗？这道防火墙，防的不是人才，是野心；守的不是封闭，是主权。 咱们现在天天喊着要突破 “卡脖子” 技术，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可如果在立法环节松了口子，就算咱们造出了最先进的芯片，制定了最牛的产业政策，别人只要通过一条 “国际标准”，就能让咱们的努力大打折扣。你研发的芯片再好，要是必须用别人制定的加密算法，安全命脉还是攥在别人手里；你搞的新能源产业再强，要是标准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最后还是只能给别人打工。 立法政审不是小题大做，是掐住了渗透的七寸。只有把住了立法这道关，才能让每一部法律都姓 “公”，才能让国家的发展之路走得更稳、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