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由上海发起，全国仿效的垃圾分类，现在为什么没人搞了？其实一个明明白白的理工科问题，非要用文科的方式解决，后来搞不下去是正常的，顺带一提，生化环材中有一个一直被人忽视的环，它是纯正的理工科，从当年不停炒作的垃圾围城，到现在垃圾不够用的迥境，折射的是技术发展的迅猛，和人文社会学科跟不上认知的矛盾 还记得那个被“你是什么垃圾”灵魂拷问支配的夏天吗？当年上海一声令下，全国各个城市哪怕没有立即效仿，也都绷紧了神经，盯着手里的小龙虾壳不知道该往哪个桶里扔。可也就是这么几年功夫，不管是街头巷尾的大爷大妈，还是曾在垃圾桶边守着打卡的志愿者，似乎都从这股热潮里隐退了。那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分类运动，怎么就悄没声地熄火了？ 这并不是大家的环保意识退坡了，也不是社会治理这“文科题”没答好，而是那只一直被低估的“理科手”——环境科学与工程，终于亮出了它的肌肉。所谓的“生化环材”四大天坑里，环境工程其实是纯正的硬核理工科。就在人们还在纠结是不是该罚款、该不该半夜偷偷扔垃圾的时候，技术迭代已经把曾经也是现在的终极难题，在炉膛里给化解了。 以前我们搞分类，是用管理人性的一套逻辑：设规定、定时间、派人盯。但这套“文科式”的打法成本太高了。上班族为了赶那一小时的投放窗口苦不堪言，老年人对着复杂的分类表眼花缭乱，志愿者守得身心俱疲，邻里之间为了一个垃圾袋闹得不可开交。这种靠外部高压约束的模式，只要那根弦一松，立马反弹。但这恰恰是因为我们当年被逼得没招了——以前没那个技术，全靠填埋，不仅占地，那些渗透到地下水里的有毒汤汁更让人头皮发麻。二十年前，我国85%以上的垃圾全都在土里埋着，那时候提“垃圾围城”，是真的急。 但现在风向彻底变了。当你还在小心翼翼把纸板和剩饭分开时，现代化的焚烧厂早就点起了“科技与狠活”的烈火。 现在的垃圾处理根本不像以前想的那么娇气，非得分得清清爽爽才能烧。相反，从燃烧学的角度看，适当的干湿搭配反而成了优势。垃圾堆里那些本来就能烧的东西，和需要助燃的杂物混在一起，简直就像自助烧烤时的炭和油，在炉子里形成了完美的“互助燃烧”效应，热效率直接比刻意分开烧高出两三倍。 更关键的是大家曾经谈之色变的“二噁英”，那是以前低温焚烧的噩梦，而如今的新型焚烧炉，炉温直接飙升到1000度甚至1100摄氏度以上。在这个温度下，别说细菌毒素，就连二噁英这种致癌物还没来得及冒头，就已经被彻底分解得连渣都不剩，排放出来的气体甚至比号称最严的欧盟标准还要干净。 这就是理工科的暴力美学：你不需要每个人都成为环保专家，你只需要几座武装到牙齿的工厂。现在的焚烧厂早就不止是“烧垃圾”那么简单了。它们更像是隐藏在城市边缘的能量转化站。烧完剩下的那点“骨灰”，转头就能被加工成铺路的环保砖；而燃烧产生的巨大热能，源源不断地转化成了电能。 拿杭州来说，仅仅2024年一年，靠烧垃圾就发了23亿度电。换句话说，那里的一般家庭每用50度电，里面就有1度是昨天扔掉的垃圾变的。北京和重庆的那些超级工厂更夸张，引进了全链路的AI系统，几千吨的垃圾吞进去，偌大的厂区里可能只需要不到一百个技术人员盯着屏幕，电脑自动调整风量火候，把垃圾的价值榨干到极致。 这种技术的大跃进直接导致了一个让普通人意想不到的新“危机”——垃圾竟然不够烧了。 当年让市长们头疼的“垃圾围城”，现在变成了厂长们头疼的“无米下锅”。以前是垃圾多得没地儿埋，现在是焚烧炉建得太多、胃口太大，全国焚烧厂的平均产能利用率居然只有60%左右，这就意味着还有四成的机器是空转的。你看像天津这种超大城市，焚烧设施设计的是每天吞吐18000吨的量，可实际每天能收上来的垃圾也就11000多吨；河南驻马店的情况也差不多，设计了6400吨的胃口，实际上只能喂给它5100多吨。 为了不让这些昂贵的设备闲置，甚至出现了倒反天罡的一幕：现在的环保工程师们开始去挖掘那些十几年前、几十年前埋在地下的陈年老垃圾，把那些腐烂了一半的“存货”挖出来，掺着刚运来的新垃圾一起送进炉子。还有的地方开始掺烧符合标准的工业固废，只为了把火维持住。这在十几年前是根本不敢想的事。 从填埋到焚烧率飙升至82.5%，这场无声的变革甚至没给大众太多的反应时间。当我们的人文社科还在探讨如何通过教育提升民众素质、如何通过罚款来规范行为时，坚硬的理工科技术已经抄近路解决了问题的根本。它证明了在现代社会，指望靠每一个个体的道德自觉来解决庞大的系统性问题，远不如一次技术突围来得彻底。 所以，别再纠结楼下的垃圾桶怎么没人守了，也别感慨为什么大家不分类了。这事儿之所以能从轰轰烈烈变得风平浪静，恰恰是因为那个一直被忽视的“环境工程”，已经默默地把那些曾经让你我焦虑的废弃物，变成了点亮万家灯火的资源。用文科思维去死磕，不如用理科技术去降维打击，这就是时代给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