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于右任被“胁迫”离开大陆，这是他在赶飞机时，留下的一张老照片。 照片里穿深蓝色杭绸长袍的老人，手里攥着枣木拐杖，胡须白得像雪，眼神却直勾勾盯着远方。 谁都看得出，这不是要去主持什么“监察院务”，倒像是要把魂儿留在这片土地上。 飞机引擎的轰鸣里，于右任悄悄把孙中山送的汉玉印章塞进内袋。 后来这枚印章成了他在台湾唯一的贴身物件，晚上睡觉都压在枕头下。 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一飞就成了永别，西安老宅里的妻子高仲林，直到1977年去世都没再见过他。 到了台北，青田街7号的小院被他改了又改。 最显眼的是院里那座“望大陆”石亭，每天清晨天不亮，老人就拄着拐杖爬上去。 副官说他常站到太阳落山，嘴里念叨“黄河之水天上来”，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1956年“光复节”那天，他在纪念会上喊“国共该第三次合作”，话没说完就被打断，回来后把自己关在亭子里，一天没吃饭。 1962年冬天，于右任躺在医院病床上，肺炎烧得他说不出话。 弥留之际，他抓着秘书的手比划，让人写下那首后来传遍两岸的诗。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发表在《中国时报》那天，台北好多老人拿着报纸哭，说这哪是诗，是戳心窝子的乡愁啊。 其实早几年，他就偷偷托人给西安家里捎过东西。 一张他和小女儿的合影，背面题着“三十一年骨肉分离”，现在还放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展柜里。 1964年做白内障手术，他非要等上海的周医生来，结果台湾当局不答应，最后右眼彻底看不见了。 副官说，那以后他摸拐杖的次数比看文件还多。 去年去西安于右任纪念馆，我在那根枣木拐杖前站了好久。 木头被摩挲得发亮，手柄处有个深深的凹痕，像握了一辈子没松开。 讲解员说，这拐杖陪着他在青田街的石亭上望了二十年，望穿了海峡，也望白了头发。 如今两岸往来方便了，可老人终究没能等到回家那天。 现在每次读《望大陆》，总会想起照片里他攥着拐杖的手。 那双手写过檄文，办过学校，最后却只能在台湾的清晨，一遍遍地指向西北方。 或许对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家国从来不是口号，就是藏在印章里、刻在拐杖上、写进诗里的念想，简单，却重得一辈子放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