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郑苹如被捕，两个特务把她带到小树林执行枪决，正要开枪时，郑苹如却提了一个要求：“请不要毁了我的面容！” 郑苹如的身世，搁现在那就是妥妥的“顶流”配置。父亲郑钺，那是追随过孙中山先生的元老，后来在上海政法界那是响当当的人物。母亲木村花子，是日本的名门闺秀。 按理说，她身体里流着一半日本人的血，在那个年代，完全可以选择置身事外，甚至利用这层关系过得风生水起。 但她偏不。 咱们老说“家风”，这就是家风。虽然母亲是日本人，但这一家人，骨子里全是中华民族的血性。从小耳濡目染，郑苹如比谁都痛恨那群在中华大地上烧杀抢掠的日寇。 19岁那年，她登上了著名的《良友》画报封面，全上海都知道这位郑家二小姐美艳动人。那时候，她的未婚夫叫王汉勋，是一位英俊的空军飞行员。两人郎才女貌，原本定在1937年秋天结婚。 可谁也没想到，那一年的“七七事变”，把所有人的梦都炸碎了。 王汉勋要上天杀敌，郑苹如要留守上海。离别那天，两人紧紧拥抱。王汉勋把一张照片塞给她，说：“等打跑了鬼子，我就回来娶你。” 这一别，竟是天人永隔。 未婚夫走了，郑苹如也没闲着。她那时候干的事儿，现在想想都让人头皮发麻。她加入了中统，利用自己精通日语的优势和特殊的身份，开始在日伪高层之间周旋。 这是个什么活儿？说好听点叫卧底，说难听点，在不知情的老百姓眼里，那就是“汉奸婆”、“交际花”。 邻居们戳着她的脊梁骨骂，亲戚们避之不及。她那个当大官的父亲，为了配合女儿的工作，还得装作无奈。这种被全世界误解的孤独，比死更冷。但郑苹如一声不吭，全扛下来了。 她搞到了多少情报？那是数不清的。包括汪精卫想要叛变的绝密消息，最早也是她传出来的。只是上面没重视，这才酿成了大祸。 后来，中统交给她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刺杀“特工魔窟”76号的头子——丁默邨。 这个丁默邨，人送外号“丁屠夫”，杀人不眨眼，而且极度狡猾。他睡觉从来不睡主卧，甚至在浴缸里睡觉，出门必穿防弹衣。 怎么杀？只能用“美人计”。 郑苹如正值芳华，又时髦洋气，很快就引起了丁默邨这只老色鬼的注意。为了接近他，郑苹如不得不强忍着恶心，陪他吃饭、跳舞、看电影。 大家试想一下，对着一个满手鲜血、杀害自己同胞的刽子手，还得装出含情脉脉的样子，这得需要多强大的心理素质？ 她先后制造了两次杀机，每一次都惊心动魄。 最著名的一次，就是大家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个桥段，在上海静安寺路的西伯利亚皮货店。 那天，郑苹如撒娇说要买皮草。丁默邨虽然色令智昏，但特务的本能还在。车子到了店门口，他还在犹豫。郑苹如挽着他的胳膊把他拽了进去。 中统的埋伏就在外面。只要丁默邨在店里多待一会儿，或者出门的时候稍慢一点，他必死无疑。 可这老狐狸太贼了。他在店里转了一圈，突然感觉气氛不对——店外的闲杂人等有点多，眼神也不对劲。 狐狸终究是狐狸，那股子对危险的嗅觉，救了他一命。 他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把钞票，往柜台上一撒，喊了句：“你自己挑！”说完，推开门拔腿就跑，直接钻进防弹车里溜了。 枪声响起来的时候，车屁股都看不见了。 这次失败，直接暴露了郑苹如的身份。按理说，这时候她应该赶紧撤离，有多远跑多远。 但她没有。为什么？因为家里人还在上海，因为任务还没完成，因为她不甘心。 她甚至天真地以为，凭借丁默邨对她的迷恋，这事儿还能有转机，甚至想孤身一人带着枪再去搏一把。这就是她作为“非职业特工”的局限性，也是她最让人心疼的地方——她太想赢了，以至于低估了敌人的残忍。 1939年的圣诞节，郑苹如主动给丁默邨打电话，说要来“解释误会”。这一去，就是羊入虎口。 被捕后，汪伪特务想利用她要挟她的父亲郑钺出任伪职。老父亲心如刀绞，但咬着牙回了一句：“我儿不肖，随你们处置，想让我当汉奸，做梦！” 在狱中，郑苹如受尽折磨，但她一口咬定：“我是因为情杀，丁默邨移情别恋，我要报复他，跟抗日没关系。” 她至死都在保护组织，保护家人。 行刑那天，就是文章开头那一幕。 她死后，这事儿还没完。她的父亲因为悲痛过度，加上癌症恶化，没过多久也撒手人寰。她的哥哥郑海澄，作为空军飞行员，在1944年的保卫战中，驾机与日寇血战，壮烈殉国。 还有那个她等了一辈子的未婚夫王汉勋，也在后来的空战中牺牲了。 一家满门忠烈，最后落得个家破人亡。 更让人心寒的是，因为郑苹如是秘密处决，加上之前的“汉奸”名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被人误解。直到抗战胜利后，那段尘封的档案被解密，人们才知道，这位平日里穿红戴绿的“郑家二小姐”，是一位怎样的巾帼英雄。 她本可以像普通女孩一样，在乱世中寻求庇护，或者远走高飞。但她选择了那条最难、最险、最痛苦的路。 她用生命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商女亦知亡国恨”。